王占黑|读立速评｜王占黑——“当人类受难时，神灵为何沉默？”( 二 ) |韦明|中国人民大学|王占黑|韦

韩欣桐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
王占黑的《韦驮天》借神灵的名字展现的是一幅现代都市受难图：繁华城市中没有生存尊严的流动性人口，处于权力结构底层无力反抗的女性，复杂金融链条底端的被收割者，疫情中为生存挣扎的游民等等要素以叠加方式全部汇聚于一篇小说中，可知作者想要完成的并非是一个浮于生活表层的苦难叙事，而是试图在政治经济学范畴里为被压迫和被损害者搭建发声渠道和救赎之路，同时作者聪敏又极为无奈地意识到，文本的力量是有限的，文字“呈现”本身无法抵达目的地，正如斯皮瓦克认为底层无法发声一样，作者在情节中主动解构了不同阶层之间对话的可能，如莫教授对韦明写作的误读，杰奎琳对老李脱离生活实际需求的代位维权。无论是助人者还是自助者，面对的都是一个压抑、沉重无法突围的现实世界，在现代社会漂泊破碎的本质下是无可颠覆的生存困境，出路究竟在哪里？作者以神灵的名字命名有心无力的主人公也许是在呐喊：当人受难时，神灵你为何沉默。
阅读这样一篇小说是困难的，难度不仅在面对焦灼和无望，还在于作者通过叙述本身所制造的跳跃回环，这类似于通过文字进行的一场对生活的模拟，叙述本身的浅白正如简单的日常，可字字组合事事拼接所形成的却是凌乱无序的世界。到底应如何救赎？是否有获得超越性的可能？这是阅读后心头徘徊不去的问题。

本文图片

钟天意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将韦明这个快递员当作《韦驮天》的主人公，是王占黑极为巧妙的设计：其一，快递员与外卖员、房产中介等职业相似，处在近年来舆论关于劳工权益、城乡纠纷等问题之暴风眼中，都是当代都市文学中“小人物”形象的绝佳代言人；其二，与民工不同，这些新兴底层职业在城市空间中具有高度的流动性，而这种流动性则折射出大城市特有的空间焦虑，也为小说带来了致密而紧张的叙事节奏；其三，同样因为这种流动性，上述职业总是不停地在与他人被动接触（一种无对话的沟通），人本身的异化在此体现得淋漓尽致；其四，因为上述几点，快递员在隐喻意义上成为了当代中国都市的某种活器官，或者一堆空洞能指的堆砌物：速度、效率、奋斗、压迫、平等。但我不认为这篇作品“发现”了某些新的问题。事实上，这个设定于疫情期间（这一背景并未很好地呈现）的故事中几乎没有，也不需要呈现任何新的问题：文中的工作坊，以及职场性骚扰的书写，都对应着夏尔·傅里叶在19世纪初于巴黎率先使用的socialism与feminism二概念。现代都市主义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而直到两个世纪后的今天，现代小说中关于都市中底层劳动者的书写都在反复确认一个事实：都市生活并不带来问题，都市本身就是问题。

本文图片

李玉新
中国人民大学硕士
这篇小说涉及王占黑写作的一个关键问题——我们是否可以真正抵达另一个阶层？“真实、细致且平视的呈现”真的可能吗？尽管对此有所警惕，《街道江湖》和《空响炮》中过分密集的悲情色彩还是助长了对底层他者的消费和展示。现在，有趣的颠倒发生了，凝视者变成了被凝视者——底层的“我”不遗余力地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小资的全智贤则始终晦暗不明，依赖“我”的拼凑。在小说中，对界限的跨越遭遇了双向失败：“我”无力于向上走进全智贤的内心；全智贤和花胳膊则用力过猛，向下的“帮扶”变成了对自我浪漫臆想的追逐。但在小说外，跨越似乎取得了双向成功：王占黑抽掉自己表现“底层”时一贯依仗的方言，无损其底色，反而元气丰沛；小说内的失败和视角转换，既将反思落实到自我（读者—作者），又将关怀和体察扩展到更宽广的社会层面——众生皆苦，谁能自渡？跨越和突破因此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