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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追寻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足迹】追寻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足迹对当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400年前，中国文化通过古代文化典籍的翻译进入了西方文化，开启了西方对东方和中国的理解。 16—18世纪，西方出版的关于中国研究的各类图书多达上千种。然而，很多翻译的中国典籍是经过加工的，不能真实反映中国文化。
尽管如此，由于当时中国的富庶和强大，对世界初期全球化发挥重要作用，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产生浪漫的崇拜。例如，伏尔泰指出，中国人的历史书中没有任何虚构，没有任何奇迹，没有任何得到神启的自称半神的人物。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写历史，便写得合情合理。莱布尼茨则认为：“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与最高雅的文化终于汇集在了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Tschina（当时‘中国’的读音）犹如‘东方之欧洲’ 。这是命运之神独一无二的决定，其目的就是当这两个文明程度最高和相隔最远的民族携起手来的时候，也会把它们两者之间的所有民族都带入一种更为合乎理性的生活。 ”这时的欧洲思想界充满了对中国文化的敬仰。
19—20世纪初，这一时期中国文化典籍的外译仍在继续，少数优秀华人译者如陈季同、辜鸿铭等所做的翻译虽有限，但值得褒扬。陈季同是近代东学西渐第一人，他将《聊斋志异》译成法文，命名《中国故事》，于1884年在法国巴黎卡尔曼出版社出版，成为介绍中国文化的西洋畅销书，该书后来被译成英文版本。之后，陈季同还用法文发表《中国人自画像》《中国戏剧》《中国人的快乐》《我的祖国》等，把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戏剧介绍给西方读者。
号称“清末怪杰”的辜鸿铭为消弭误解，让西方民众了解中国文化的璀璨，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翻译了《论语》《大学》和《中庸》。此外，辜鸿铭还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英文书，向西方人宣传孔孟哲学、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使西方人了解进而尊重中国文化。
20世纪初，为了挽救民族于危亡之际，当时的文人志士严复、林纾等纷纷极力译介西方著作。值得一提的是，不谙外文的古文家林纾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大无畏地登上翻译的舞台，与他人合作，成功地用文言文译介180多种域外小说，达到醒民教化的目的；同时其译作促使民众思想解放，也推动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
近百年来，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为着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走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20世纪上半叶以来，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的主体包括国内学者、国外汉学家等。英国第二代汉学家亚瑟·韦利专注研究诸子百家， 1934年出版专著《道德经探源》，之后翻译《论语》（译注本）、《西游记》；英国第三代汉学家霍克斯翻译了《楚辞》《红楼梦》， 1973年《红楼梦》英文全译本在企鹅出版社出版，在西方世界产生了轰动效应。 20世纪下半叶，西方的汉学研究主场转向美国，中国文化典籍在西方的传播也由译介转向翻译与研究。例如，美国著名汉学家康达维在其著作《汉赋：杨雄赋研究》中辩证了《长门赋》的真伪，探讨了《赋篇》之“赋”名的起源，探究了《战国策》中的游说词；斯蒂芬·欧文编译了《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出版了《孟郊与韩愈的诗》；刘若愚出版了《李商隐研究》；保罗·克罗尔和瓦格纳出版了《孟浩然》《王维》；柳无忌和罗郁正英译了诗词曲集《葵晔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