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文学&诺奖颁给“冷门”作家，意外吗？( 三 )

文章插图
柏格森
柏格森（“因为他那丰富的且充满生命力的思想，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光辉灿烂的技巧”）和萨特（“因为他那思想丰富、充满自由气息和探求真理精神的作品对我们时代发生了深远影响”）两位哲学家的获奖理由十分相似，对人类思想的深入探索，对精神世界的丰富表达，是其作品的共同点，这几乎也是所有能在人文研究与创作领域上留名的大师都具备的特点——诺奖看重写作者在精神层面的纯粹性与探索的深度性，而那些被权力或资本绑架的、被世俗性过度包裹的写作者，很难获得诺奖的青睐。
更加重要的是，诺奖对文学边界的拓展，更在于写作者表达方式的创新与思想的延展性，甚至那些具有一定叛逆姿态的作品更容易被认可。前文所述的鲍勃·迪伦就是很典型的代表，他年轻时创作的歌曲，与美国上世纪的反战运动背景相契合，对战争的创伤，种族偏见的伤害，有十分直接的批判。或许鲍勃·迪伦的创作存在一定的激进色彩，但这在艺术的层面并不是什么问题，从诺奖的历史上看，很多作家相比前人都有很强的创新性与叛逆色彩。
最早的诺奖得主基本上还是19世纪欧洲经典文学的老路子，但此后的作家展现的风格，更像是对未来的指引或预言，而非对过去文学经验的简单总结。比如，萧伯纳在1925年获得诺奖的理由是“由于他那些充满理想主义及人情味的作品——它们那种激动性讽刺，常蕴涵着一种高度的诗意美”，其中绝妙的讽刺批判，与诗意的艺术表达，其实缺一不可。萧伯纳绝不是对易卜生等经典剧作家文学路径的简单延伸，而是有自己独创性的一面，他对现代剧作在形式与内涵上的开拓，足以让他获得诺奖的青睐。
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诺奖的“冷门性”才增加了世界文学的丰富性与多元性，今年非洲作家再次获奖，其实也意味着非欧美文化中的文学表达的可能性。随着时间的推移，诺奖对文学边界的拓展还将持续，或许会出现更多的“冷门”或“陪跑”现象，而不确定性本来就是文学世界中常见的概念，不论是专业的文学批评家还是大众读者，都不必反应过于敏感，这本来也是文学的趣味所在。（责编：李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