俎豆#考古重大发现，终于探明中华文明的历史源头与文化渊源(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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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夷率皆土著，憙饮酒歌舞，或寇弁衣锦，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几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后汉书?东夷列传》）。东夷之人都是在一地世代定居，土生土长，喜欢喝酒、唱歌和跳舞，头戴冠弁，身穿丝帛衣服，器物用俎、豆。这就是中国丧失礼仪礼制，而在四夷那里可以找到的原因。蛮、夷、戎、狄总称为四夷，就好像公、侯、伯、子、男都称为诸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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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字诞生于淮河流域的花鼓灯歌舞，五六十种不同的原始“夏”字是对淮河花鼓灯舞蹈代表动作的不同象形刻画，是笔者夏文化研究的历史结论。时至今日，淮河儿女在进行花鼓灯舞蹈表演时，依然头戴冠弁，身穿华丽丝帛衣服，载歌载舞，将华夏文化的传承载体——花鼓灯歌舞，传承至今，原汁原味地传承着正宗华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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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后汉书?东夷列传》写作于1600年的南朝时期，但“东夷率皆土著，憙饮酒歌舞”的描述还是将东夷淮夷之地的淮河涂山人民刻画的生动而真实。喜欢饮酒、唱歌和跳舞，是淮河人民的基本特征。任何时间，如果来到淮河涂山地区，如果不能够让客人喝好喝醉，将是一件很失礼的事情。热情好客、仁而好生，是淮河文化的人文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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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用俎豆，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论语?卫灵公》「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俎豆是古代祭祀、宴飨时盛食物用的礼器，亦泛指各种礼器，后引申为祭祀和崇奉之意。东方淮夷不仅是孔子仁义思想的来源，也是孔子恢复礼制，推崇祭祀和崇奉文化器物的学习对象。由此可知，“故孔子欲居九夷也”学习传承华夏文化的真实性与历史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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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几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后汉书?东夷列传》是作者专门记述东夷的事情，“所谓中国失礼，求之四夷者也”是作者的引述语句，陈述了中国礼仪与东夷“四夷”的历史关系，其后的作者解释部分就是画蛇添足，背离了历史，曲解了华夏历史与文化。“几蛮、夷、戎、狄总名四夷者，犹公、侯、伯、子、男皆号诸侯云”显然是作者的注释，为了让读者清楚“四夷”的含义，却是一个原则性历史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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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失礼，要到蛮、夷、戎、狄等四个地方去寻求，显然与历史事实不符。蛮、夷、戎、狄在传承延续中华礼仪，而中国之地已经不知道中华礼仪了？这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违反客观事实。以“中原中心”的核心中国，竟然要去没有文化的“四夷”偏远之地去寻求中华礼仪，这个“中原中国”的文化自信、自豪、自尊，还能寻找得回来？难道中国礼仪是由蛮、夷、戎、狄四个地方各自贡献而来？中国之礼仪，难道不是中国之人土生土长形成的中国礼仪？“求之四夷者也”中的“四夷”显然另有所特指，而非蛮、夷、戎、狄等中国之外的四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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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夷”“四方”“四国”频频出现于中国的传世文献典籍及《诗经》中。“秉国之钧，四方是维”“四方有羡，我独居忧”“经营四方”“纲纪四方”“四方来贺”“四方之纲”“岂弟君子，四方为则”“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四国于蕃，四方于宣”“周公东征，四国是皇”“交乱四国”“四国无政”“斩伐四国” “惠此京师，以绥四国”“有觉德行，四国顺之”等等。在上古国家形态概念中，“方国”是我们对上古国家的统称，方也就国，国也就是方，某方某国特指某地地某国。因此，方与国具有相同意义，四方等同四国。当“四”作为特定名词时，“四方”“四国”是同一地名；当“四方”“四国”位于东夷淮夷九夷之地时，“四方”“四国”也称为“四夷”。此种情况下，“四夷”并非是蛮、夷、戎、狄概念，而是专有特定名词“四方”“四国”的专有称谓，即“四夷”等同“四方”，“四夷”等同“四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