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镇|东西问｜从手铲到卫星，良渚考古何以反映考古学变迁？ |考古学|施昕更|良渚文化|良渚

中新社北京1月17日电题：从手铲到卫星，良渚考古何以反映考古学变迁？
《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人员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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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洛阳铲，直径几厘米到十几厘米，一次能插进数米深的地下。一颗遥感卫星，飞行在200公里到3.6万公里的太空，一次能拍到半个地球。现在，这两者都被用在考古中。
现代考古进入中国已有百年，考古技术与百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依靠洛阳铲和手铲挖出地下宝藏，符合人们对考古的传统印象，却远非当代考古的全部。如今，考古人员往往在实地勘探之前，就已利用卫星、无人机等，确定了落铲地点。
位于浙江杭州市的良渚遗址， 2019年入选世界文化遗产。良渚文化活跃在距今5300年到4300年之间，被认为是东亚最早的国家形态，实证了五千年中华文明。良渚考古的几次重大发现颇具戏剧性，良渚工地上的技术迭代，也反映了考古学的变迁。
塘底打捞良渚文化
良渚博物院里，陈列着一本斑驳的考古报告，封面浅黄，隐现点点暗沉的污迹，上方两个大字：良渚，其下署名：施昕更著。这本考古报告于1938年在抗日战火中出版，是良渚遗址的第一次面世记录。
良渚遗址第一代发掘人几乎只有施昕更一人。他初次发现良渚遗址时只有25岁。 1936年，他在西湖博物馆作地质矿产助理员，参与了博物馆组织的对杭州古荡遗址的发掘。有几件带孔的石斧让他似曾相识，老家良渚镇上似乎也曾出现过。
受到启发的施昕更回到老家，独自展开调查。他记录下了那个至关重要的时刻：1936年11月3日下午2点，路经一个因灌溉抽水而干枯的池塘， “偶然发现一两片黑色有光陶片” 。
当年12月至1937年3月，在西湖博物馆的支持下，施昕更主持了三次发掘，出土了大量石器、陶器和玉器。当时正是抗战爆发前夕，发掘工作草草结束，仅模糊地标了12个遗址点，如“棋盘坟”“茅庵前”“苟山前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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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月，浙江杭州，游客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内的南城墙遗址前驻足。中新社采访人员王刚摄
1937年8月14日，杭州遭遇空袭。三个月后日军在杭州湾北岸登陆。当年年底，杭州沦陷，各类机构被迫迁移，西湖博物馆馆长将施昕更推荐到瑞安县，在抗日自卫队担任秘书。施昕更一心要将故乡的发现公之于世，他仿照山东城子崖考古报告，有样学样写出了《良渚》。 “谨以此书纪念我的故乡” ，他在卷首语写下这句题辞。
施昕更根据有限的最新考古学动态发现，良渚的黑色陶器，与前几年龙山城子崖出土的黑陶相似。
当时，中国考古起步只有十几年，能够直接检测年代的革命性技术“碳十四” ，还要再等30年才被引入中国。判断文物的年龄，只能用地层学和器物类型学两种传统方式，也就是通过埋藏的地层深浅和器物的特征，将新出土的器物与已发现的文物对比，判断谁早谁晚，大致定位年代。
1939年， 28岁的施昕更感染上猩红热并发腹膜炎去世。这位肇始者至死也不知道，他发掘的遗址到底意味着什么。
后来，夏鼐为“良渚文化”命名，使其以长江下游一种独立文化的身份写入文明史。苏秉琦创造性地将中华大地分为六大区系，提出区系各自独立起源发展的理论，因为良渚文化的存在，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成为六大区系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