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思考 | 职业教育和通识教育之别，导致欧美经济增长率差异？( 二 ) 通识教育|学前教育

分级推迟可以提高公平
教育系统涉及学生成绩公平性的另一个制度特征，是分级。这里分级是指，根据（表观）成绩将学生分成不同层次，安排到不同类型的学校。这样的学校安置政策，除了被称为分级，也被称为分流、能力分组，或选择性（相对于综合性）教育。
从理论上说，教育分级的作用是有争议的。根据假定的同伴效应性质，通过课程聚焦与合适的进度安排，同质的班级可能会使所有学生的学习状况达到最优。不过，如果弱势组学生过早地与更好的学生分开，他们的情况也可能会系统性变差。
在第一次将孩子分级到不同类型学校的年龄方面，各个国家差别很大。在大多数OECD国家，分级发生在15或16岁， 9年级或10年级之前没有分级。相反，如德国和奥地利等国，在10岁时就进行了分级。
简单来说，一个国家分级的越早，家庭背景的影响也就越大。仅仅是因为按照成绩高低进行分级时的年龄不同，与父母在一起的时间相对于在学校的时间，也会发生变化。本着这一精神，瑞典和芬兰分级改革的证据，以及荷兰和德国的其他证据表明，推迟分级可以提高公平性，并且在平均成绩水平上不会显著产生逆效应。
非常相似的结果出现在跨国分析中，这些结果表明，年龄较小就分级，会导致学生成绩不公平性增加。虽然成绩水平的结果尚不清楚但没有证据表明，年龄较小就分级会提高成绩。相反，一些证据表明，年龄较小就分级会对平均成绩水平产生不利影响。这一结论甚至在分布的顶端也成立。
而且，从整个OECD国家看，家庭对成绩和收入影响的研究表明，推迟分级年龄，会减轻家庭对学生成绩和后续收益的影响。因此，分级影响的国家和国际证据再一次显示，公平和较高的总体成绩水平之间不存在权衡取舍。
职教分流与经济发展
这里讨论的第三个政策问题是，课程应该更倾向于以通识和学术为导向，还是更倾向于以职业和特定工作所需技能为导向。关于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主题，很少与公平和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但我们认为，这些联系应该得到更多关注。
从理论上讲，课程的主题与分级年龄的主题完全不同：年龄较小和年龄较大的分级，都可以包括不同节奏的通识课程或是通识和职业课程的差异。在实践中，真正的职业课程通常在10年级或11年级之前不会被推出，所以课程重点与4年级到10年级间初中学校体系是否分级完全无关。然而，在实践中，两者往往是相互联系的，因为不同的学校能有效地提供不同的课程内容和课程广度。
大多数发达经济体，都在关注年轻工人从学校到工作过渡的难易程度。青年失业率总是超过整个经济的失业率水平，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应对这些过渡问题的一个有吸引力的方式是，通过职业教育项目和公司实习，将学生更紧密地与工作结合起来。此外，在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通过提供年轻人即时需要的技能，使青年人能够在现代生产中为就业做好准备。
实际上，很多国家在向工作过渡的重点上，采取了有根本性差异的教育结构。例如，美国基本上消除了中学教育中职业教育的单独分类。这是基于一个隐性的观点，即特定的技能过时太快，需要培养人们适应新技术的能力。然而，以德国“双元制”为代表的许多欧洲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中学教育中就提供了广泛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有时通过实习直接进入产业中去。
这些不同的观点认为，个人和整个社会的成本和收益，在短期和长期之间可能存在权衡：由职业教育得到的技能，可能有利于进入劳动力市场，但这些劳动力日后却可能以更快的速度被时代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