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吾国学术之伤心史”？陈寅恪：我没说过这话！( 二 ) |华尔纳|壁画|敦煌学

民国十一年（1922），当地政府安置白俄逃亡者五百多人到莫高窟居住。
这些人在洞内支床、安炉、生火做饭、刻划涂抹、敲取唐宋窟檐、唐宋栈道的木结构当柴烧，把大批壁画，包括著名的二一七窟《法华经变》和《观无量经变》大面积熏成乌黑。许多塑像上的贴金被刮去，只留下密密麻麻的刮痕。（详见高尔泰《敦煌五题》）
白俄流寇对莫高窟的肆意破坏，当地政府与民众也不闻不问。
1925年，美国著名学者华尔纳（据神田喜一郎《敦煌学近况》，华尔纳日后还帮助京都和奈良免遭原子弹袭击）来到莫高窟，见此惨景，痛心疾首。
在给妻子的信中他说：“在这些可爱的佛像脸上，有几个被涂写着俄国军队的编号。从一个宣讲莲花经的坐佛口中，喷出了一些斯拉夫人的下流话。 ”
俄国人干下如此严重的破坏，以致斯坦因等此前拍摄的照片，今天已成许多壁画的唯一记录。
华尔纳对妻子说：“我的任务是，不惜粉身碎骨来拯救和保存这些即将毁灭的任何一件东西。若干世纪以来，它们在那里一直安然无恙，但现在，它们的末日即将到来。 ”
他决定揭走一些珍贵壁画，以免它们继续遭到破坏。（详见彼得·霍普科克《丝绸之路上的外国魔鬼》）
当时陪华尔纳去敦煌的北大教授陈万里，被神田喜一郎称作“可能是第一个注意到敦煌壁画的中国学者” ，并没有阻止华尔纳揭走壁画，反而为其提供了协助，且认为这种做法是正确的。
尽管在1951年陈万里写的《美帝偷劫敦煌壁画的阴谋》一文中，他称自己监视、阻止了美国人揭走壁画，但这更可能是在特殊政治环境下的违心之语。
而他在1926年出版的《西行日记》中说， “西窟剥离佛像外廓之事，溥爱伦君（即阿兰·普列斯特）主之，自是正当研究方法，余深然之，且为之助” ，才更接近事实。
华尔纳揭走的壁画，如今完美保存在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中，对外开放、免费参观。而福格艺术博物馆是私立性质，并非国家所有。
文物以及对文物的诠释，竟成为国家权力控制的对象，除了中国外，在世界上并不多见。
美国的做法就恰好相反，国家不但未曾试图垄断对历史遗产的解释，也从未垄断对历史遗产的占有。
美国对历史遗产的保护主要依靠民间力量而非国家力量，在1999年，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下属的各样民间组织就多达2.6万个。
美国的历史保护以尊重公民私有财产为前提，保护资金主要来自民间，政府投资十分有限，政府介入主要通过立法而非行政。（详见李和平《美国历史遗产保护的法律保障机制》）
在这种机制下，文物很难成为被国家垄断的商业资源，也不会成为国家主导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我曾到过美国独立革命起源地莱克星顿小镇，没有一丝红色旅游的气味。
在“美国的延安” ，唯一有点教化意味的是波士顿市区里的“自由小径” ，但这个历史遗迹留给人们的只是对自由的向往与珍视，而非党派教化。
休谟说，倘若人类没有发明历史，我们在智能方面将永远是个孩子。历史将我们的经验延伸到了全部的古代，延伸到了最遥远的国家。懂得历史的人从世界肇始就活着，而且每个世纪都在不断增加他的智慧。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发见历史，而不是仅仅接受宣教。
年鉴学派鼻祖布洛赫讲过一个故事：有位历史学家到斯德哥尔摩旅游，他第一个参观的是市政大厅。为了打消同伴的疑虑，他说：“如果我是个文物收藏家，眼睛就会盯着那些古老的东西，可我是个历史学家，因此我热爱现实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