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东西问·中国观 | 干春松：世界纷乱，中国为什么能做“擎天柱”而不是“威震天”？( 二 )

干春松：中国古代有“存二王之后”的制度安排，意思是王朝更替时要在某一个地方保留旧朝文化，这种制度安排，事实上造就了不同制度和文明形态的融合。更值得肯定的是，这肯定了文明文化之间绝非“消灭”与“被消灭”的关系，而是不断累积不断丰富的过程。
中华文化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典型事例是佛教的传入。东汉末期佛教传入中国时，古人并未特别大惊小怪，因为对于有“天下观”的中国人来说，文化“无外”，文化的边界是无限的。
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格义”的方法去理解佛教，也就是说从本土的道家和其他文化资源去接受佛教。大量的佛教经典翻译成汉语之后，佛教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在审视、吸收和批判过程中完成了佛教本土化。
与佛教类似，基督教、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后，中华文明均对其接纳吸收，变外来宗教为中国化宗教。如果说不少西方人认为战争是文化理解的一种方式，中国人则认为不同文化应在磨合过程中实现兼收并蓄繁荣发展，健康的融合不是一方把另一方“吃掉”，如果一方未曾从另一方文化中汲取营养，那么这样的“融合”并无价值。
在“走出去”交往方面，中华民族坚持交往合作而非侵略扩张。2000多年前，中国人开通丝绸之路，推动文明平等交流；600多年前，郑和七下西洋足迹远达非洲，在这些过程中，中国人并未有殖民之企图，而是以物质和文化交流的方式来融入当地。
不同的文化应当通过对话沟通取长补短，而非走向“文明的冲突”。“美美与共”的自觉，不仅是对中华文明自身精神特质的阐发，也可以为处理全球化时代不同文明之间关系提供价值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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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话剧《孔子》。邱江波摄
中新社采访人员：在您看来，中西方对“霸道”的认识有何不同？一些西方人为何会产生“国强必霸”这样的对华误读？
干春松：回答这一问题，首先要厘清楚现代民族国家的逻辑原理。17世纪中叶形成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奠定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石的现代世界治理体系。它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一起，构成了充满战争和掠夺的“内外有别”的秩序。
民族国家体系所内含的本国利益优先的立场使得国家的对外功能完全服务于对内功能，强势国家得以通过经济和军事等手段掠夺其他国家，构建起全球差序格局，这种事实上的霸权体系与中国的天下观念在价值上迥然不同。
为了适应这个新的世界，中国现在也是民族国家的一员，但我们始终站在“和平、包容、开放”中华文明根性的高度，反对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也不认同霸权体系。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秉持“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关心、同情和帮助欠发达国家，不与“霸道”为伍。因为霸凌的世界秩序违背了儒家“天下为公”的精神，也不会是人类理想的秩序。比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处理中东地区危机的时候，不顾当地的文化基础，强行制度移植，这些实践的后果都给当地人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追求人类和平是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比如康德就提出过永久和平的愿景，哈贝马斯也提出了世界公民的概念，启发人们以超越民族国家的高度去思考人类的共同利益。在气候变化、流行传染病等全球性问题面前，霸权体系不仅无力解决，更暴露出自身的不可持续。
一些西方人从“冲突不可避免”的认识出发看待中国，得出中国“国强必霸”的判断，这是套用自身逻辑来解读中国，结果是陷入价值观的误区，暴露了这部分人既不理解中华文明的根性，也不熟悉中国发展史，此种“傲慢”与“偏见”必须摒弃。中国人对国际合作有自己的价值坚持，各国之间利益的平衡是重要的，但人类应在利益平衡基础上追求价值的平衡机制，增进文化的相互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