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们的“乒乓外交”，实际上后来还有一个“文化外交”，我们组织了很多出土文物的展览，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青铜器。在历代优秀的文化遗产里，青铜器可以说是第一个在世界上达到高峰的。当时西方人自己也组织了这样的系列展览，比如美国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览，在东西海岸进行展示，对美国民众产生了很大影响，乃至美国、欧洲、日本的学生在那个时候开始对中国的古代文化产生兴趣。现在海外一批相关学者都是在那个时期受到的影响。这也可以理解西方人为什么对青铜器如此着迷。
除了艺术性之外，青铜器在中西文明中本身也存在一个差别。从物质文化的视角看人类早期的发展，可以分成石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这种划分是西方人在考古学没有出现之前，尝试区分物质文化发展的一种方法。但通过观察对比可以发现，只有中国是青铜时代里青铜器特别发达的国家，西方在这个时期的青铜器并没有很多。特别是中国的青铜器，在铸造技术上主要使用的是“模范铸造法”，完全区别于西方的失蜡法和锻造法。“模范铸造法”有两大优点，第一可以呈现出很精美的纹饰，其次就是能够进行大规模生产。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青铜器是铜、铅、锡三元合金，而西方的只含有铜和锡。2015年，殷墟刘家庄北地发现了3.3吨的铅锭，根据铅的比重不会超过10%进行计算，这一个地方就可以生产出33吨青铜器。由此也可以推算出当时中国青铜器生产的规模之大。
中国青铜器流出量最大的阶段是抗战爆发之前
提到流传在海外的中国文物，我们一般会比较简单地认为是八国联军抢去的。他们当然抢了不少文物，但中国文物流失的主要原因不是这个渠道。中国青铜器的流失是一个特别复杂的问题。在西方，一件中国器物会换很多个藏家，因此对它的渊源的追溯也就特别艰难。尤其早期时我们往往不能获知一件青铜器从哪里出土、由哪些路径卖出去，只有到了西方进入博物馆才有档案资料可以追索。
青铜器流出量最大的一个阶段是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也就是清末民初社会政局特别动荡的年代。流出的路径一些是非法走私，还有一些是看似合法的买卖，比如上海一个叫卢芹斋的商人，在国外开了专门卖中国艺术品的商号，还有日本人山中定次郎设立的一个公司，这两家公司当时以貌似合法的形式向外流出大量的中国艺术品，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卢芹斋甚至在法国建了一栋非常高的中国式的建筑叫彤楼，可见他在海外形成的这个产业的影响之大。
在欧美很早接触中国文物的是一个叫赛努奇的人，他本人对古物非常爱好，收藏了大量欧洲艺术品，来东方旅行时他也买了很多古代艺术品，但当时他并不认得这些艺术品。回国后他请研究东方的学者来鉴别，才发现很多是中国的青铜器。从此他对中国艺术品产生兴趣，并建了一座个人博物馆，现在这座博物馆已经成为巴黎市的博物馆。
在海外收藏中国青铜器最有名的是弗利尔这位贵族，他以生产火车头发家。他收藏的中国青铜器大部分从卢芹斋购买，以精美著称。卢芹斋常常把精品出售给他，因为他肯出高出10倍的价格。20世纪20年代，弗利尔将自己收藏的中国青铜器捐赠给了美国政府。
可以说二战以前，西方对中国艺术品的收藏就已经形成了一个大致的格局。总体而言，美国成为越来越大的中国青铜器收藏地，因为他们出现了像弗利尔这样的超级富翁，二战后更是越来越多。青铜器也就随着财富的流动而流动。
美国还有一位非常有名的收藏家赛克勒，是一名牙医，靠卖药品的专利获取了很大的财富。他成为二战后收藏中国青铜器最多的藏家，后来也把自己收藏的青铜器以赛克勒博物馆的形式赠予美国政府。赛克勒本人还特别重视青铜器的研究，出版了一套关于他收藏的中国青铜器的书，直到今天在西方研究中国青铜器的书籍里依然水平最高、影响力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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