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伯纳&徐贲：一百年前的人文经典阅读对今天有什么样的启示？( 二 )

卓克教授的著作和学术志趣让我们看到了美国人文教育最好的一面。1917年，他在马里恩·勒恩德 (Marion Dexter Learned)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写的是底特律德语周刊《穷鬼》（Der arme Teufel, 1884-1990）主编罗伯特·雷茨（Robert Reitzel，1849-1898）。这是美国一个著名的德语无政府主义刊物，托洛斯基就曾为该刊撰稿。罗伯特·雷茨曾是该刊的主编（1884-1898），是一位著名的激进自由人士。
在今天中国大学里抱有学术成见的专业主义者看来，这样一个冷门“专业出身”的助理教授哪里有什么资格来谈上下几千年的西方文学，还编教科书，岂不是狂妄自大。然而，事实胜于雄辩，他那四册《泰西文学》放在那里，说明他有能力做成一件所有井底之蛙都不敢想象的事情。他说，做这个启蒙性的工作，就是为了“把读者们从狭隘的固执和无知的偏见中解放出来”。
卓克把中国学生的西方文化启蒙纳入比较文学的视野，这与胡适的想法相当一致。胡适在书序中清楚地表达了这种比较文学的主张，一再提到用中国戏剧的文化现实去理解西方古典戏剧的必要。从现有的胡适研究来看，胡适和卓克有相当好的私人关系。在1922年的北平，同时对易卜生、中国戏剧、比较文学感兴趣的知识界人士大概不会太多，而胡适和卓克能在这三个领域内有共同兴趣，这应该足以让他们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了。
胡适在书序里说，他自己1917年回中国，想在国内为他在北大教授的英文班学生找合适的教材，结果非常失望。当时市面上有的英文书无非是奥立佛·高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的《威克菲德的牧师》（The Vicar of Wakefield）或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还有几部莎士比亚戏剧，“即使英文教授，也都没有听说过萧伯纳的”。胡适意识到当时同时存在的两个弊病，一个是缺乏“系统的泰西文学知识”，另一个是“对当代的欧洲重要文学作品认知太少”。他抱怨说，“英语教授们所用的教材都是他们传教士老师教他们时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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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
放到今天，胡适的话也还是有一针见血的作用。中国现在有不少大学教师，他们所教的不过是他们老师教给他们的东西，口口声声是某人的弟子，一辈子出不了师门。他们的门户之见特别深，特别排斥所有被他们视为“非专业”的知识。这样的专业主义者思想狭隘，特别喜欢把“专家”两个字挂在嘴上，因为他们自己看守的就是一亩三分地的那个小“家”，出了这个家，他们便什么都“专”不起来。在他们眼里，所有与他们不一样的人，统统都是“不务正业”“狂妄自大”。
胡适要打破的就是这种小门小户“师传徒承”的偏执和封闭，他的教育改革目标是让学生能把眼光放大，再放大。在他看来，这必须从新教本的编纂开始。对此，他有一个“一石两鸟”的主张：所选的文本应该既有“重要的（内容）信息”，又能介绍主要的文学形式。他认为，教授当代文学尤其重要，因为这能让学生了解“当代的社会问题和哲学”。因此，“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比高德史密斯更重要，萧伯纳比莎士比亚要优先。”然而，从经典阅读的角度来看，我们未必同意胡适一百年前的看法，因为没有人会怀疑，莎士比亚比萧伯纳在人类文化史和戏剧史上都更重要。
胡适这么说是针对他在当时中国文学界看到的实际问题，不是因为他不重视古代经典的阅读。他讲了这样一件发生在他课堂上的事情。有一次，在读了丁尼生（Tennyson）的《尤利西斯》（Ulysses）后，“我突然问一问同学，尤利西斯是谁？令我失望的是，我一连叫了三四位学生，才得到一个勉强可以接受的答案。那个学生说起萧伯纳《华伦夫人的职业》和王尔德《温夫人的扇子》来头头是道，但居然对谁是尤利西斯一无所知。学生们也许在欧洲文学史课上偶然听说过《伊利亚特》或《奥德赛》，但偶然得知作者或书名并不等于真的有文学知识。毫无疑问，扎扎实实地系统阅读古代经典是必不可少的。这样可以让学生对悠久的文学传统……有所了解”。为此，胡适特别推荐这套由卓克教授编纂的泰西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