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人#“民国教授”的十年流变功勋|觉醒年代|一曲|后出师表

文章插图

文章插图
◎叶葳蕤
2012年5月，有部校园话剧《蒋公的面子》在南京大学的大礼堂首演后爆红，接着又开启了商业巡演，并掀起对民国时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局，以及当下校园戏剧的热烈讨论。仅仅相隔一个月，另一部以民国为背景、着力揭示当时知识分子教育理想和普世价值破灭的商业话剧《驴得水》，也在北京百子湾的木马剧场里收获了口碑与票房的双赢。
现在我们可以说，这两部原创作品几乎同时对中国当代话剧产生了深度冲击和持久影响，也正基于历史背景和题材类型的相似，它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被拿来做对比分析。细究两部作品的肌理和内核会发现，《驴得水》在黑色荒诞和批判现实主义的色彩之下，骨子里仍属于佳构剧的范畴，而《蒋公的面子》则是在质朴诙谐、不动声色的历史悬念揭秘过程中，成为了一个清谈剧的典型。
时隔七年，2019年5月，又有脱胎自北大校园社团的“话剧九人”创作的话剧《四张机》在北京首演，然后就是2020年的《春逝》、2021年的《双枰记》，以及正在计划制作中的《对称性破缺》。“话剧九人”的民国系列作品延续了“三个教授一台戏”——形式简洁、特色鲜明的民国知识分子题材戏剧类型，并且尝试将它推向“民国宇宙”的宏大故事架构。
在“话剧九人”已上演的民国三部曲中，《四张机》从结构到内容最接近《蒋公的面子》。实际上文人清谈，无论是在私宅客厅，大学校园办公室，抑或监狱单间，本质上都并不会有太大差异，关注点也无非那几个方面，如国民教育、学术与人格独立、政治经济理念等。《四张机》的文本比较严谨，但因戏剧结构是古典式的“三一律”，又加上导演调度手法很单薄，叙事平铺直叙，相较于《蒋公的面子》里对双时空的套叠运用和留白衔接，《四张机》并未能交出一份超越前作的答卷。《春逝》也面临类似问题，虽然编导创造性地设置了一个戏中戏的情境，让脱胎于丁西林教授的剧中角色正在创作的喜剧剧本，与女研究员的人生困惑和社会新思潮产生了一些互文，但这份灵动和谐趣仍不足以支撑整个剧目更上一层楼，人物性格也存在突转和自相矛盾之处。
直到《双枰记》的诞生，观众终于看到“话剧九人”溢出了“校园戏剧”之外的质感。
《双枰记》首先引人注目的还是它的剧本。有不少观众津津乐道于其中密集严谨的激辩对白、高饱和的历史背景信息和用典繁复又蕴藉的隐喻，但在我看来，这部戏的文本最绝妙处反而是那依托于两个女子的视角所做的支线补充叙事——相对于剧中三位男性角色身上主干情节呈现的非线性叙事，这两位女性贯穿始终的交叉独白和重叠对白，才是真正缝合起零散的戏剧情境，使之成为有机体的重要保障。这种结构方法在舞台上又是由物件和戏剧地点来具象化的，比如双城双姝的设定，有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巧思，而两女最终结识交汇所靠的引线则是一盏滚灯。这种写意化的诗性叙事和舞台上的具象符号同构又同步，给这个剧增添了可耐品咂的余味。
但也有部分观众对两位女性的补充叙事持质疑态度，简单来讲就是一句话：“能演出来的情节为什么全靠说呢？”还有人认为，加入两个不甚相干的女性角色作为主线故事的小注脚似乎显得多余。不过在我看来，这正是编剧对自己的作品认知清醒且有自控力的证明。《双枰记》显然有摆脱以往熟稔的文人清谈剧的自觉性，剧本思想主旨的深潜与斑驳又决定了它不可能真的适应打造商业性很强的情节剧所要求的那种质地，那么在现有的体量和创作条件下，加入两个底层女性的视角，一面拆解了对男性角色塑造时自我封闭的抽象立意，一面又缝合了叙事结构，再加上剧本语言风格给女性角色渲染上的温煦色调与整个剧的浑厚沧桑相融，在实际非常巨大的操作困难中，这倒不得不说是一种最优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