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城皮洛遗址$对话考古学家高星：四川稻城皮洛遗址的新发现意义重大、“石破天惊” 何莉|周年钧|张越|周亮|吴剑锋

封面新闻采访人员戴竺芯杨博
近日，采访人员从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皮洛遗址考古工作站获悉，四川甘孜州稻城县皮洛遗址首期考古发掘工作目前已接近尾声，考古队员正进行最后的文物整理等工作。这处遗址为何重要？10月29日，封面新闻专访著名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高星，在他看来，稻城皮洛遗址的新发现，“超出以往想象”，可以用“石破天惊”来形容。
高星认为，这无疑是近年最重要的、具有世界重大学术意义的考古新发现。其中发现的阿舍利文化遗存，彻底解决了中国、东亚有没有真正阿舍利技术体系的争议，填补了其在亚洲东部的传播路线的空白环节，有利于认识远古人群迁徒和文化传播交流。同时，他提出，人们不需回避阿舍利技术自西向东来的问题。在遥远的旧石器时代，人群都处在迁徙流动状态，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东方、西方的界线，地球是人类共同的家园，人群迁徙、文化传播必然存在多向性、复杂性。

文章插图
旧石器时代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
两次前往皮洛遗址
新发现是“以往无法想象的”
2020年9月，高星接到一通来自四川的电话。“我们在海拔3700米的地方有了旧石器时代的重要发现。”听了四川方面的初步介绍，兴奋和惊喜的同时，高星内心也有些存疑。“根据以往的经验，在青藏高原上，大部分的石制品都采集于地表，缺少地层就难以判断年代。我当时以为，这次也可能是类似的情况。”高星说，他决定立即去现场看一看。
作为专家组主要成员，下了飞机，高星便直奔现场。“太振奋了，非常高兴。”他说，皮洛遗址大片的原生地层和出土的石器标本，都让人感到意外。在青藏高原，大部分地区都是剥蚀地貌，而原生地层的出现，为旧石器时代考古遗存的年代判断和研究遗址特点、古环境背景提供了机会，非常难得。
2021年4月，皮洛遗址开始正式发掘，高星再次前往遗址进行实地考察。“这次做好了心理建设，满怀期待地去，又有许多以往不敢想象的收获。”高星说，在青藏高原，能够发现原生地层埋藏的旧石器时代标本本身已经很不容易，而此次皮洛遗址的发掘，发现了从下向上、从老到新至少7个文化层，本身就形成了一个文化序列，犹如在中国西南竖起起一根支撑中国、东亚旧石器时代文化大厦的支柱。其中出土典型的手斧、薄刃斧、手镐组合，阿舍利技术特征十分鲜明，而且是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所发现的海拔最高的这类遗存者。
“它们的规范性、技术成熟度、典型性，在整个东亚地区看来都是最精美的。”高星认为，这批手斧的发现彻底解决了中国、东亚有没有真正阿舍利技术体系的争议。他说，同去考察的王社江研究员对此次皮洛遗址的新发现用“石破天惊”来形容，并不过分，这些遗存不仅对于考古学家建立中国西南旧石器时代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义，还将为研究远古时期人群迁徙、融合及文化传播、交流路线，以及人类适应高海拔极端环境等系列重大问题提供了关键信息。
填补阿舍利文化传播路线空白地带
有利于认识远古人群迁徒和文化传播交流
此外，皮洛遗址的空间位置同样非常重要。根据此前的研究，亚洲东部旧石器时代手斧的主要发现地，星星点点分布在印巴次大陆和中国广西百色、广东郁南、湖南洞庭、湖北郧县与丹江口、陕西汉中与洛南、山西丁村、朝鲜半岛等地区。但这些遗址发现的石器并不典型，学者们将其称为“似阿舍利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