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如！吴玉如：世上那有什么＂北碑＂，都是人为的割裂方便“丑书”罢了…

吴玉如是在民国后期帖派书法复兴背景下，作为帖派书法代表性的书法家逐步走进人们的视野。现当代帖派书法的发展，需要发掘以二王为宗的帖派书法家作为帖派书法的代言人，以宣示传统的审美价值再度成为时代的主流，从文化发展层面来说是书法正统观念在现当代的回归。
吴玉如对帖派书法和碑派书法有着独特的思考，与传统的帖派书法和碑派书法二元论不同，吴玉如主张以二王书法一元论来统摄碑派书法。吴玉如主张二王书法是中国书法史的主脉，碑派书法是余脉，碑派书法与帖派书法一脉相承，把碑派书法纳入到二王书法系统，以二王书法的审美价值来衡量历代书法。
宗王观念
吴玉如论书以二王书法为“极则”，并以此作为评判历代书法家的尺度。吴玉如以行书立论，他认为晋唐以后的行书都是由二王书法演变而来，可以说二王书法与后世书法之间是源与流的关系。他说：
有问行书若何始可入化境，告之日：行书当然以晋人擅场，而二王称极则。从探究竟，怀仁集《圣教序》洵为有功。至传世右军墨迹，非唐临则钩填。唐颜鲁公行书出大令，磅礴之气，古今稀有。北海以二王、六朝之笔为行楷，亦是独创。褚、虞秀拔，时有小疵。宋以海岳天祟之高，仍时有齐气。元鲜于枢与赵皆有可观。明文微明与祝有绍述之姿，文少变化而祝问不醇。斯数人者，成不能限之朝代以称也。习行书，融此诸家于腕底，亦可以号能行书矣。
行书是吴玉如讨论书法的中心，他认为晋人行书为历代书法之最，二王行书为历代行书之极则，把二王行书放到了书法史上的制高点。吴玉如所论述的二王极则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他认为“二王书贵在内涵，最忌棱角分明，锋芒毕露”。书法作品有内涵就具备了含蓄蕴藉的性质，含蓄蕴藉而风规自远的书法作品自然就耐人品味。内涵通向神韵，也是吴玉如对书法美内涵理解的发挥。有内涵、有神韵的书法作品反映出吴玉如的文人审美趣味。反之，棱角分明、锋芒毕露的书法作品就是鼓努为力的表现，极易走向粗俗；第二，吴玉如说，“写二王得阴阳开阖之理，则不落俗套”，“作字结构，横笔须平。如数横同施，应有疏密。见阴阳具变化，尤忌等距离”。吴玉如从结构、形式的层面来论述二王书法的可贵之处，结构形式“求变”，注重“黑”与“白”之间的关系处理。
吴玉如所说的“二王之极则”的“则”还包含有“规则、法度”的涵义。二王书法是中国书法的典范，二王书法的的性质和风格特点就成了人们学习书法所必须学习的通则。唐代尚法，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王羲之书法的规范化。口天玉如说：
二王之书若《兰亭》，若《中秋帖》，姑不论其为后来临摹抑双钩之作，皆宜细心玩索。又如《丧乱帖》、《侍中帖》皆是行草之至宝，《圣教序》虽为怀仁集字，佳刻在几，临玩不已，消息参透，妙用无穷。而后唐褚、李、颜、孙诸大家誓一宋米、元赵鲜于与明文、拟山、青主，以入牢笼，则论行书可无憾矣。

文章插图
吴玉如二十一岁临《兰亭序》
吴玉如认为二王的《兰亭序》、《丧乱帖》、《侍中帖》、《怀仁集王圣教序》、《中秋帖》等传世作品是“行草之至宝”。列出了从唐代至明代二王书法系统内的书法家作为人们学习书法的取法对象。上述这些书法家为能“合”二王之则的代表，而苏轼、黄庭坚在吴玉如的评价中却成了“离”二王之则的典型，这里的一“离”主要是指掺己意过多的离，并非完全的背离。吴玉如说：“宋代米襄阳书承先启后，吾谓实出苏、黄之上。天禀之高，直人晋唐。苏、黄非不晋唐是知，特己病多耳”“宋之书法，苏天分高，得大令长处，诚深有得。虽有时偏滥，不免嗤之者，谓石压蛤蟆，然变化处，终不平凡。次则米之临古，实高出有宋一代，《方圆庵记》之作，惜不得见其墨迹矣。”吴玉如对通常所说的宋四家的顺序重新排位，认为米芾能够，直入晋唐，临古的能力突出，继承了传统书法的衣钵，当属宋代第一。苏轼和黄庭坚虽然能够学习晋唐书法传统，但是由于自己的个性太突出，反而形成了很多弊病。吴玉如倾向于在继承二王书法的基础上融会贯通的创新，他说，“李北海析右军草书之点画使转，融入北碑，故其书朴厚有味，自成一体。玩其《麓山寺碑》自然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