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双槐树遗址的探寻与发现（华夏博物之旅·考古新发现）( 二 )

“我们充分运用中国的天文考古学、上古宇宙观等，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对双槐树遗址予以论证和阐释，不断丰富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内涵。”顾万发说。
根据遗迹间叠压、打破关系、遗物特征及组合关系，专家将双槐树遗址遗存分为五期七段，第一期为裴李岗文化时期，第二期相当于大河村二期偏晚阶段(庙底沟类型晚期)，第三期相当于大河村三期，第四期相当于大河村四期，该期又分为早、中、晚三段；第五期相当于大河村五期。
“结合黄河中上游仰韶文化的发现、中国古史中有关黄帝的记载以及日本泉屋博古馆商青铜鼓有关帝喾和唐尧、商卨(xiè)、周稷之氏族始祖神话图像的重要发现，考古专家初步判断双槐树遗址为首的聚落，可能是黄帝时代的都邑性聚落中心。”顾万发说。
古代礼仪性宫殿建筑的源头
双槐树遗址具有都邑地位，有诸多考古学依据。尤其是其本身的重要发现，如三重环壕、中心居址区、瓮城和大型夯土宫殿基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建筑格局、大型版筑遗迹、夯土祭坛、权杖头等，为最终判断其都邑性质提供了自身依据。
第一是三重环壕。它们分布于居住区外侧，内壕周长约1000米，中壕周长1500余米，外壕现存周长1600余米，分别通过吊桥和实土的门道与外界相连。环壕的设计，可能体现了当时统治者的一种天地相应的思维，连同其没有围墙的形式，可能体现了“既与民融合，又注重秩序”的中国早期治理思想。
第二是内壕北部的“大型中心居址”。考古发现，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封闭的半月形区间，内部面积达1.8万平方米。大型中心居址建筑前有两道围墙，两处错位布置的门道，以及加厚围墙的设计，是“目前发现中国时代最早的瓮城雏形”。
在居址发掘约1/10的范围内，发现有布局密集的大型房址。其中位置居中面积最大的F12，中心房间夯土中有一完整的朝向南方的麋鹿骨，麋鹿骨附近还有猪骨。在F12的基址主体东南和整个回廊中，埋藏有9件陶器。在中心居住基址东北部室外活动面发现一件牙雕家蚕，造型逼真，形态家化，对于探索中国家蚕驯化和丝绸文明的起源及农桑文明的形成具有重要价值。
第三是位于内壕中部、中心居址区以南的“大型夯土建筑群”。该建筑群基址采用版筑法夯筑而成，主体建筑以道路为界，分为东、西两个区域，有比较明确的三处大型院落，其中一、二号院落布局较为清晰。从残存门道及建筑相对高度来看，初步认为一号院落为高台式建筑，时代为遗址第三期。二号院落共发现门道3处，其中1号门道位于南墙偏东，被门柱分为3道，形成“一门三道”现象。
专家认为，这与后来中国古代大型宫殿式建筑一脉相承。其标志性的“一门三道”门道遗迹，凸显出大型建筑基址高度礼仪性和宫殿建筑源头性。“‘一门三道’门道遗迹与二里头一号宫殿建筑、偃师商城三号宫殿与五号宫殿的门道遗迹基本相同，与更晚的一些高等级宫殿也一致，无疑是中国古代礼仪性宫殿建筑的源头。”顾万发说。
此外，一号院落南部发现了大型版筑遗迹。通过解剖得知，版筑遗迹被龙山文化早期地层所叠压，初步判断时代为遗址第四期晚段。兽骨坑、器物坑、陶窑等其他重要遗迹，也为遗址的分期分段提供了重要参考。如在判断时代为遗址第五期的坑内，出土了较多陶片、少量完整陶器、石器，以及大量蚌壳、兽牙、鱼骨、动物骨骼等。
印证农桑文明之形
发掘遗址需要严谨科学的精神，有时也需一点运气。发现丝绸之源中的“牙雕家蚕”，即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