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中国当代文学，峰顶还是谷底？( 二 ) |陈晓明|文学|王蒙|中国文学

【王蒙|中国当代文学，峰顶还是谷底？】肖鹰列举了三个文学陷入低谷的特征，他说：“第一，商业化对文学全面渗透，唯钱是图在文学创作中主流化。 ‘为人民币服务’已经成为一些作家公开的‘写作秘密’ 。当今的‘中国作家’人数，无疑世界第一，然而，能如20世纪80年代那样真正履行作家社会职责的人数，实在为数不多。第二，在严肃文学作家中，不排除某些沉迷于玩无聊、玩深沉、玩技巧的‘孤岛写作’ 。 ‘孤岛写作’的根本问题是作家们割断与现实生活相连接的脐带，因为缺少生活的滋养，他们的写作缺少真实的内容而走不出极端自我复制的死穴。其三，当下批评家群体高度职业化，同时也高度商业化和小集团化。这不仅导致‘批评话语权’集中到少数‘权威’批评家手中，而且导致批评独立性的整体丧失。 ”
肖鹰对于文学的“中国立场”也并不赞同，他说“明明中国文学在当下处于非常的低谷状态，为什么还有批评家出来主张‘高度论’呢？这个‘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 ，是我们的批评家在他所谓的‘中国的立场’上看出的。这就是说， ‘中国的立场’赋予我们从脚往下看的权力” 。
顾彬：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
在这场争论中，海外汉学家顾彬当年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话也再次被翻拣出来作为佐证。 2006年顾彬曾接受“德国之声”的访问，访问中他直言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称“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相互看不起；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
顾彬当时曾表示“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鲁迅原来很有代表性。现在你给我看看有这么一个中国作家吗？没有。 ”
肖鹰也表达出和顾彬类似的观点，肖鹰说：“我们看到，当今中国文学在作品数量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 ，但是这种‘繁荣’包含了太多的泡沫、甚至垃圾。 ”
而陈晓明则认为：“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是顾彬先生的独一份，只是中国大陆的媒体惯用的姿态，顾彬先生只是被媒体抬出来作为最有分量的代言人而已。恰恰是这些批评，促使我这个做了二十多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人去思考，到底我们应该如何评价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文学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伪问题？那些提问的依据是什么？”
中间派：文学在自我劫持
中立者对于两边都不支持， “巅峰说”固然偏于极端，但“垃圾说”同样也需要商榷，作家张柠的观点有点儿文学“习惯了当奴才”的感觉。
张柠说：“表面上看，中国当代文学的形式和构件，包括语言和叙事技巧，似乎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肌肉’很发达似的，仔细检查，发现它缺心眼儿，也就是缺少作为文学基因的‘自由心境’ 。对文学而言，作家的内在生长能力特别重要。自由心境的丧失，是不宽松和禁锢的结果。禁锢的解除，可以让行动的自由立刻得到恢复，但不一定能让自由心境立刻恢复。因此，在恢复自由心境的过程中，有一种症候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对解禁和自由的不习惯，迷上了先前的禁锢，甚至对宽松和自由产生逆反心理。这是一种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在文学中的反应。 ”
鉴于此，张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固然有了宽松的环境，但仍需改变“自我劫持”的习惯，他说：“这种‘自我劫持’的心理现象，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越来越明显。他们对宽松自由特别反感，沉浸在当年被劫持之时的禁锢和受虐情境之中不能自拔。当务之急是解救那些因‘自我劫持’而导致的变态心理，让他们恢复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