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回看祥子的北京，人力车夫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

如果我们突然回到1920年代的北京，人力车或许也会成为我们对这座城市的第一印象。中国第一代社会学家李景汉曾估算，当时北京的壮劳力中，每6人中就有1名人力车夫，他们连同家眷占了北京近20%的人口，每天拉客高达50万次，而当时北京城的人口也不过略微突破100万而已。（李景汉：《北京人力车夫现状的调查》，《社会学杂志》1925年第4期）美国学者史谦德（Davide Strand）即以人力车为切入口，写出了著名的《北京的人力车夫：1920年代的市民与政治》，聚焦于那个遍街跑着人力车的北京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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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与空间的交织：从北京到北平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北京不再是皇帝的京城。进入1920年代，中国陷入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之中，北京处于动荡的时空。
尽管1920年代的北京失去了专制王朝时代的帝都地位，但“北京社会自然而然地追逐权力，这恰是这座城市五百年来最主要的产物和资源”。（《北京的人力车夫》，13页）各式各样的旧官僚、旧思想与旧势力充斥着这座城市，使其比起上海、广州、武汉等较早浸润欧风美雨的口岸城市，显得抱残守缺。例如北京的商会更“倾向于迁就甚至是服从官权”。以至于受新思想影响较深从而积极筹划参与抵制日货和抨击政府的商会会长安迪生，很快被控入狱并丢掉会长之位。而这恐怕源于其他商人对安迪生“激进行动”的不安，因为“他们把带点自律和自主的顺从看成是治安和赚钱的关键”。（第5章）
不过即便如此，北京还是发生着变化，尽管显得速度慢一些。在这座城里，不仅有传统的水会、行会、民团等旧组织，也逐渐产生了现代意义的警察、商会、政党和工会等新组织，并且有着密切的互动。五四运动之后，北京市民的政治意识和参与度逐步提高，而军阀、政客、知识分子和人力车夫等群体则在各种博弈中扮演了颇为关键的角色。史谦德正是以上述关键词为着眼点，“既细致地描摹了1920年代北京的生活，又深入地分析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变迁。”刚刚获得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贡献奖的周锡瑞认为，“在警察和人力车夫、商会和工会、政党和行会的相互作用中，史谦德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政治活动‘公共’领域的出现。这对我们理解近代中国政治具有开拓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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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选自《北京的人力车夫》
车夫与警察：祥子与“我”的斗争与转化
一说起北京的人力车，恐怕大部分中国读者都会想起老舍的《骆驼祥子》。老舍在这部名著里不仅塑造了由破产农民而转为人力车夫的祥子，也塑造了车厂老板刘四爷及其女儿、也就是祥子的老婆虎妞，和祥子的雇主曹先生等一系列人物。史谦德则以翔实的史料，考察了北京的车夫、乘客、车厂老板的来源、构成、生活环境和工作情况等问题，给我们展现了一幅围绕人力车的北京社会全景画面。人力车夫们是20世纪20年代这个黑暗社会的底层，往往“离可怕的贫困线却只有一步之遥”。有时候，一次意外就足以压垮一个车夫的家庭。并且，车夫是靠体力吃饭，其职业生涯“从起步起就开始走下坡路，一旦年老体衰，便直线下滑”，陷入悲惨的晚年。（50页至52页）
然而，史谦德指出，老舍等当时的作家们“为了鞭笞民国社会的不良现象，戏剧化地描写了人力车夫的生活”，将其当做受害者来描写。这当然不错，但这“只反映了车夫真实生活的一部分”。（45页）实际上，车夫的世界要复杂得多。
面临生活重担，车夫们也不得不发展出一系列带有底层特有色彩的街头生存智慧。“在一座‘陌生人世界’的城市里拉人力车，尔虞我诈简直是家常便饭。”（62页）史谦德指出，“这些‘街头喜剧’终将演变成街头政治，并相应地促使车夫们投身于大众政治。”（45页）郭德纲的相声《怯拉车》里就描写了善于花言巧语、深谙乘客心理的“车油子”和坑蒙拐骗的“拉车贼”，可以为此做一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