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回看祥子的北京，人力车夫的真实生活是怎样的？( 二 )

而当发生类似车夫与乘客的矛盾等“街头喜剧”时，就该警察上场了。警察不仅负责维持社会治安，还要管理交通秩序，也要处理车夫和乘客之间的矛盾，这不得不使车夫厌烦警察。但遇到麻烦时，车夫又不得不向警察寻求帮助。对此，史谦德总结道：“车夫和警察难解难分，他们之间有着一种时而对立时而合作的关系。北京现代化警察官僚体系的发展与人力车行业的兴隆形影相随。”（63页）
的确，车夫和警察可算是1920年代北京的关系复杂的难兄难弟。在老舍另一部名著《我这一辈子》中的“我”，就是一个警察。“我”原本是一个裱糊匠，由于时代变迁，生意锐减而没了活路。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巡警和洋车是大城里头给苦人们安好的两条火车道。大字不识而什么手艺也没有的，只好去拉车。拉车不用什么本钱，肯出汗就能吃窝窝头。识几个字而好体面的，有手艺而挣不上饭的，只好去当巡警。”实际上，警察和车夫往往互相转化。“我”曾遇上一位教官，“头一天教我们操法的时候，忘了叫‘立正’，而叫了‘闸住’。”他就是拉洋车出身。（老舍：《我这一辈子》，第5章）史谦德也记叙了北京街头一个警察和车夫冲突的案件。而这位车夫之所以对警察的管制愤愤不平，正在于“我也干过警察，当过三年，知道规矩”。（95页）甚至有人为了补贴家用，白天当警察，晚上做车夫。（64页）
车夫厌恶警察，又不得不依靠警察。警察也视车夫为街面上的麻烦制造者，但没有了人力车，警察也失去了重要的存在意义。这种复杂的关系，还体现在商人与政客、工人与行会、市民与知识分子乃至新旧技术、产业之间，在《北京的人力车夫》中得到了立体而丰富的展示。

文章插图
《骆驼祥子》插图何大齐绘
交通问题折射出社会的面貌
与作为现代化产物的电车相比，人力车显得落后且不人道。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人力车本身也是现代的发明。它在当时被叫做洋车，即东洋车的简称——它实际上是日本人在1860年代的发明。它的盛行需要橡胶轮胎、避震弹簧、滚球轴承和路况良好的硬质地面，而这些都是现代性的产物。然而除此之外，它也需要一些前现代的东西。例如大量挣扎在温饱线上的贫民，提供了廉价的人力，以至于雇一个人拉车比养一辆马车、牛车便宜得多。北京的电车在20世纪上半叶始终未能取代人力车，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客源太少，因此无法将电车运营成本降下来。而客源很少的原因在于，北京是一个消费城市而非生产城市，它没有发展出太多现代的工业，缺乏大量需要在住所与工厂之间通勤的工人。可以说1920年代北京人力车的风行，从各个侧面反映了民国社会的新旧杂糅和变迁。
陶孟和在其1928年出版的《北平生活费之分析》中认为，“各种失业之工人，无论有无技能，莫不以之（人力车）为栖身之所。”（38页）
交通问题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侧面，但窥一斑而知全豹,从中也能折射出整个社会的面貌。1920年代的北京，由于车夫数量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乘客，使得人力车越来越“卷”：1911年的车夫平均每小时可以获取2角5分的报酬，到1926年则只有1角了，这使得北京的车夫跑得比东京等其他地区的同行快得多了。尽管警方曾试图禁止“飞跑”以带来的交通事故和车夫的猝死，“但是在北京拉车这一行当的现状，使得限速和其他各方面不合理的措施很难推行。”（48页至49页）
史谦德讲述的是100年前的北京，今天北京城里早不见人力车的踪影，除了后海等少数区域（但也早已改良为三轮车，作为一种塑造“老北京”风情的旅游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