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宾虹&读书｜“观其下笔处” ——读周维强《笔下云烟：沈尹默先生题签往事》伏尔泰文集|商务印书馆|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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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两年之前，我收到周维强先生的微信，他引了一段张宗祥先生1960年写给在香港的侄子金申禄的信：
“尹默极好友。我字与彼，彼用功，我天资高，各有长处。彼既一帧售50元，我亦不可过高，至多高二成。画可随便定，但亦不能过老友黄宾虹，照黄宾虹例，或减二成可也。”
接着他提出了两个角度颇为特别的问题：“张宗祥先生提到的售价是港币还是人民币？书画售卖行为是发生在香港还是内地？”这段材料信息量很大，我一下子来了兴致，在私人通信的场合，张宗祥先生对沈尹默和黄宾虹的评价、对自我的定位耐人寻味。
60多年过去了，张宗祥、沈尹默、黄宾虹都已进入了被经典化的历史序列，这番评论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依然值得细细审视。顺着周维强先生这两个问题想开去：张宗祥1960年尚有订润格的做法，那些在民国时期依靠艺术市场售卖作品为生的艺术家们，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生活情形如何？又去翻阅了王中秀先生主编的《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一书，虽然没有找到能够直接回答关于“币种”问题的答案，但由此对润格相关的史料也开始留意起来。
后来才得知周维强先生在写与沈尹默有关的“小文章”。那段时间常在朋友圈“看见”他在西溪湿地散步时拍下的风景照片，感到有一种沉思的情绪和氛围，这是处在写作中的人所熟悉的状态。他似乎也很喜欢拍各种各样的云，不仅有编号，还标明拍摄时间，很有意思。到今年6月份时，收到他出版的新书《笔下云烟：沈尹默先生题签往事》（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1年版），我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口中的“小文章”竟然是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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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下云烟：沈尹默先生题签往事》，周维强著，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沈尹默在新中国成立后，做了大量的书法普及工作，为图书题签也是这些普及工作的内容之一。
他在《书法的今天和明天》一文中讲过：
“书法本来不仅仅用在条屏、对联、册页、扇面上的，就是广告商标、路牌、肆招、标语、题签、题画之类，也需要有美丽的书法，引起一定的宣传作用。我历年来为书籍图片出版社以及日用商品店、出口物资公司等处题了不少字，前年天津中国制药厂，要我替他们写二十多种膏丹丸散名称的包装纸，据说以此来包药，与销路也有关系，这也是社会上需要书法的一个绝好的实例。”
对于当时社会上出现的为书法的命运担忧的声音，他一方面通过撰写文章阐明书法的时代精神，另一方面则身体力行，让自己的书法为满足大众的生活和审美的需要而服务。
沈尹默对书法的时代定位除了考虑书体变迁的历史规律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20世纪50年代，为扫除全国占比80%以上的文盲，由吴玉章牵头的中国文字改革协会开始着手制定文字改革方案，推行简化字。自改革伊始一直到现在，有关繁体字与简体字之间的争论就一直没有停息过。沈尹默作为彼时书坛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的看法和态度很关键。
1963年底，沈尹默发表《书法艺术的时代精神》。该文认为，书法发展的规律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即要结合实用，因此书法艺术家没有理由反对简化字，而要拍手欢迎它，这不仅符合时代的需要，也是书法艺术界取得“突破”的大好时机。在书法形体的处理上要追求“端庄、大方、生动、健康的美，而不能追求怪异。”这实际上就为这一时期的书法提出了一个如何为大众服务的美学标准，也为个体书写如何与新时代互动提供了一个样本。也正因为他把题签定位为书法普及的工作，为满足各个行业的需求而书写题签对他而言就成为一项十分严肃的工作。这一时期题签的数量很多，我们可以在周维强先生书中列举的题签材料当中看到这一点。在题签时，他的书写状态在情绪准备上是饱满的，积极的，思想上的准备也是非常充分的。所以这些题签恐怕不能简单地归为应时之作，或者定位为只是为服务宣传和美化而展开的书写，而应视为沈尹默晚年书写观念和书风探索的重要书法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