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来，活捉这几只大唐“黑老虎”( 二 )

唐碑宋拓——这是“黑老虎”爱好者们的共识。这次展览打头阵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孔子庙堂碑》。这块碑就很有说明意义，它标志着唐太宗的治国思想。这块碑立于大唐武德九年，此时李唐政权已经基本统一了中国，虽然皇帝还是李渊，但实际执政者就是李世民。作为有多种血统的北方统治者，李世民深知要得到南方氏族的人心，在新政权里树立儒家思想的权威性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于是这一年，大唐册封孔子三十三代孙孔德伦为“褒圣侯”，重新大修了孔庙，随后就由深得李世民信任的太子中舍人、著作郎（这两样官职对“德行”的要求是极高的）虞世南撰文，并书写、刻石，宣传这一盛事。
文章的主要任务当然是表彰大唐政权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就体现在对儒家思想统治的“正统”继承上。文章本身自然无可挑剔，但是书法更吸引人，虞世南书法之高超固然是主要因素，但还有另一个原因，他的书法是他的舅舅，大书法家智永和尚教的，而智永和尚是王羲之的直系后人，是“二王”最正宗的传人，就书写的“神圣性”而言，“二王”的书写权威地位无疑与南方士大夫阶层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这几个元素集中到一起，自然这种“纪念碑意义”就更强了。据说，在完成这项任务后，李世民赐给虞世南一枚王羲之本人使用的信印。
但是仅仅如此还不够形成“大唐气象”，还需要作为艺术哲学层面意义的书法来支撑。虞世南书法在当时就具有无可争议的地位，一般人哪里能求得他的墨宝，所以宋代的黄庭坚写道：虞书庙堂贞观刻，万两黄金哪购得。“虞书”妙在哪里呢？当然就是那种中正平和、清微淡远的,或许有点儒道互补的气质。这也是虞世南书法难学的地方。
例如，为什么初学者中学欧体的人那么多呢，因为欧体的结体是规律明显的，是一见就会产生好感的（当然真的能将欧体写好却极难）“第一眼美人”。而虞体属于“氛围组”，有着晋人的萧散，也有着唐人的整饬，整体结字上在宽扁和高瘦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或许单个笔画拆开看似乎有一些夸张，比如他的“捺”或“走之底”往往显得更长一些，其实这是利用了一个字字内各笔画空间关系的安排而形成的视觉效果。这样做使得虞书有一种“远”势，有一种淡泊的、典雅的、贵族的气息，用音乐形容，就是“余音绕梁”。
这种高贵的气质和碑文的内容浑然一体，也是一种美好人格的象征。虞世南在朝廷与魏征一样，有忠言直谏的名声。他去世后，唐太宗叹道，再也没有能与之讨论书法的人了。
或许我们也可以思维一下，无论历史还是当代，真正一等一的帖学高手，就没有不从此帖中获益良多的。但令人遗憾的是此碑原碑已毁，后来北宋时又在西安重刻，称为“西庙堂碑”，此碑到了明代时又发生了断裂，此次展出的上海图书馆藏本为明代断后的初拓本。《孔子庙堂碑》最佳拓本公认为是“临川李氏本”，如今在日本的“三井堂”收藏，这个“西庙堂”本子也算是弥足珍贵了。
帝王书法第一名
同时，我们也不能将唐太宗对王羲之的重视都看作政治战略，他也是一个王羲之的超级粉丝，或者说，最大的粉丝。二王之中，他对王羲之的喜爱远远超过王献之，这种态度对中国书法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唐太宗（利用自己的地位）在全国到处收集王羲之墨迹，并且用不正当手段骗取了《兰亭序》真迹，而且据说将此带进了自己的陵寝。他勤学苦练，临摹王羲之，以至于自己的书法水平突飞猛进。即便有人质疑他在书法史上并不是顶尖高手，也算得上历代帝王书法第一名。而且，这种粉丝态度还波及自己的老婆孩子。唐高宗李治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并令怀仁和尚用王羲之书法集字。这件作品有多重要不用笔者赘言了吧。《集字圣教序》拓本众多，这次展览同时展出了四种，各美其美，但有一个最美，那就是张应召本，为国家一级文物。武则天书法也显然是直接学习王羲之的，客观地说很有看点，学得非常到家，绝非附庸风雅之辈可比。武则天书法《升仙太子碑》此次也有佳拓展出，写得雍容华贵，就像一朵朵盛开的牡丹花，全然一派盛唐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