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当小说家遇见心理学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症候 |河合隼雄|阿拉贝拉·库尔茨

了解心理学领域的读者对河合隼雄这个名字可能不会陌生。出生于1928年的他是战后日本著名的心理学家，也是日本第一位荣格心理分析师。他的职位和头衔众多，心理治疗师、教授、日本文化厅厅长、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所长等等。 1995年， 67岁的河合隼雄与46岁的小说家村上春树进行了一次对谈，谈话内容最后集结成《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

本文图片

1995年，村上春树刚刚完成他的长篇小说《奇鸟行状录》，讲述日本军队在亚洲大陆的种种暴行。正是在这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村上春树与河合隼雄相识。彼时的村上春树正处在创作瓶颈中，河合隼雄的出现帮助他化解了脑海中纠缠在一起的迷雾。他们谈论的话题从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延续到1995年日本社会的两起重大事件：奥姆真理教恐袭案和坂神大地震，讨论了个体和日本历史的紧密关联。同样具备海外生活经验的两人还聊到了日本与西方文化间的差异。
作为以虚构故事为生的小说家和以分析他人内心世界为业的心理学家，村上春树和河合隼雄的对话并没有想象中充满张力和戏剧感的场面。同为日本人的两人都秉持骨子里的礼貌，对问题的讨论往往建立在先认同对方的观点，再试着抛出疑问的模式上，这也使得大部分讨论要么偏移原本的方向，要么无疾而终。
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坐在河合隼雄面前的村上春树也许并非以小说家的身份在对谈。身处创作瓶颈，村上春树也许只是以一个情绪受困，需要排解的病人的身份出现，这样来看，河合隼雄在对谈中时常用到的倾听和引导方式确实收到了成效——恰如河合隼雄后来跟吉本芭娜娜对谈时提到的， “对话是我的职业，我认为没有比它更重要的事了。在这个职业关系里我们被训练成聆听者，聆听先于对话。普通人则以表达为优先，这是我们的差别。 ”
相比村上春树与河合隼雄对谈里谈到的许多严肃又沉重的社会话题，小说家吉本芭娜娜与河合隼雄在2002年完成的对谈集《原来如此的对谈》读起来相对轻松有趣，也更贴近具体的人。

本文图片

对谈从童年开始。吉本芭娜娜讲述自己儿时的经历，如何在相对开明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度过浑浑噩噩的高中时代后决定成为一名作家，缘由很随意， “我就想既然姐姐要当漫画家，那我就当作家吧” 。
在吉本芭娜娜笔下，大部分小说的主人公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触碰到这个话题，对谈里凝重的一面开始显现，在吉本芭娜娜和河合隼雄看来，当下日本年轻人的身心似乎总是处在失调的状态中。一方面，家庭和学校所代表的成人社会并未察觉到年轻人敏锐、独特的天性，对这一天性的漠视自然带来包括语言在内的隐性创伤， “真搞不懂现在的小孩”、“现在的小孩简直莫名其妙”之类的话除了日本，放眼整个东亚国家恐怕都是家常便饭。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也包括两位提到的，奉行集体主义的日本国民文化自始至终都难以认同个体的独特性。
此外，吉本芭娜娜和河合隼雄也试着从批判性的角度看待日本年轻人的现状。对虚拟世界的过度沉迷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心智晚熟，缺乏对世界立体的认知能力。而一旦失去虚拟世界这层缓冲带，被迫进入成人社会后又会被巨大的现实压力冲垮。
至于如何缓解这个问题？吉本芭娜娜和河合隼雄似乎没有确定的答案。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症候，一个群体有一个群体需要面对的未来。像吉本芭娜娜一样相对自主地度过少有阻挠或压力的少年时代，这条路或许对于当下年轻人来说略显奢侈。而依靠写作走进更广阔、更自主的世界后，吉本芭娜娜也有她的难题——如何处理日本文化施加在自我身上的羁绊？如何处理传统社会对女性身份相夫教子式的要求和女性作家这一不被完全认可的新身份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