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当小说家遇见心理学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症候( 二 ) |河合隼雄|阿拉贝拉·库尔茨

归根结底，无论身为普通人，还是不那么普通的人，身处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生阶段，要如何过好这一生总是要直面方方面面的问题。如果说这场“原来如此的对谈”除了那些调节气氛的玩笑话，还有什么能“治愈”到我们，恐怕只有这个人人明白，却人人都难以释怀的道理。
相比两名日本作家和河合隼雄闲聊式的对话，南非作家J.M.库切与英国心理学家阿拉贝拉·库尔茨的对话可以说是针锋相对，火药味十足。也印证了河合隼雄所说的， “欧美人很重视讨论……在日本，稍微争执一下好像都伤感情” 。
库切与库尔茨的对话以书信的方式进行，收录进《好故事：关于真实、虚构和心理治疗的对谈》，书名的副标题就是两人讨论的主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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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家|当小说家遇见心理学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症候】关于真实，库切认为一个叙述者总会因为他的需要、他所处的环境等等因素对“真实”进行裁剪或包装，将“真实”变成他希望得到的“故事” 。究竟何为“真实” ，到底发生了什么，也就不再重要， “作为一种能力，我们以往常常详尽描述最适合自己和自己圈子的故事，这种故事替我们以往和当下的行为方式做辩护，在这种故事中，我们总是大体无错，而其他人却总是不对的” 。
作为虚构故事的小说家，库切的观点似乎也在为自身的虚构权利做辩护。站在心理学家的角度，库尔茨认为，当一个病人寻求帮助时， “往往已经被所有那些貌似可信的常识性解释以及所有可利用的实质性辅助手段搞得筋疲力尽了” 。唯有帮助病人解决“真实情况里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才有可能找到病源，即便这样的“真实”不够完美也不够完整。甚至“真实”本身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理学家和病人共同在追溯“真实”的过程中拥有了“情感的真实” 。对病人来说，所谓“情感的真实”或许是被重视、被体谅、被安慰的感受。
以个人的记忆作为出发点，库切和库尔茨又谈到族群的历史与记忆。作为出生在非洲国家的白人，母亲是种族隔离支持者，库切的成长经验里不乏身份认同与种族争端带来的困惑。成为作家后，种族隔离成为他笔下经常探讨的话题，他现居的澳大利亚也有一段漫长的殖民时期。所有自身经验引导库切思考，殖民者的后代能否摆脱不光彩的历史和记忆，是否要因为先辈们犯下的罪行接受道德谴责？
面对库切的疑问，库尔茨的回答很务实， “你提醒我这些事件的由来，并未让人感到意外，因为它们似乎已被交给了尘封的历史课本，跟当下远远地隔离开了” 。但如果从她作为心理学家的角度看，这样的回答或许正是为了帮助库切缓解自身的道德焦虑。
得益于库尔茨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两人在对谈中时常将塞万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赛巴尔德等作家的作品中一些相关主题纳入进来。其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来自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讲述英格兰殖民时期的小说《红字》，名为海斯特的女主角在等待丈夫归来时意外怀上了别人的孩子，社区要求她把代表通奸的红字“A”佩在身上，海斯特将红字绣得特别漂亮，最后反而对红字产生了特殊的情感，完全违背了人们让她佩戴红字的初衷。
在分析这个情节时，库尔茨写， “《红字》以含蓄的方式向我们讲述努力接受耻辱的弱点和错误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还是整个团队。我想，它还告诉我们，在面对逆境时自我虚构的自由的可能性——或者我应该说，走出逆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