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蒙特雷随笔》：“真正的故乡其实并不存在”( 二 ) 语言|文章|主义|蒙特雷|随笔

最近这些日子里，我常在网上读到人们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怀旧，也时有“风流总被风吹雨打去”的戚戚之感；可又想到八十年代初，我师从卞之琳先生攻读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时，他却对三十年代的新诗创作的盛况怀旧不已。诚如叶子南所说， “怀乡是对已不存在，或者说根本没有存在过的家园的一种怀念。怀乡是一种若有所失、流落他乡的情感，但它也是充满遐想的浪漫情怀。 ”
江湖侠骨恐无多
集子中却还有一篇更让我惊讶的文章：“江湖侠骨恐无多” 。初识叶子南时，隐隐觉得他比我更多书生气，未曾想到他也写有畅谈武侠精神的文章，言前人之所未言，读来发人深思。在金庸的《倚天屠龙记》中， “游侠张翠山面临一个左右为难的选择，江湖上各路英雄逼他说出金毛狮王的下落。一边是武林各路人马，要翠山交出一个恶魔，可以说求之有理，加上人数众多，是武林中的‘主流’ 。另一边是罪行累累的恶魔，已失去了道义，惩处这样的人理所应当，张的选择本来并不困难。可偏偏张翠山和金毛狮王是义结金兰的兄弟。交出金毛狮王在江湖上是顺应主流的 ‘民意’ ，可那样做却是背叛金兰之义。张翠山选择了金兰，背叛了“民意” ，为之付出的代价却是生命。在翠山拔剑自刎，夫人随即自杀后，一个壮烈的场面展示在我们面前，顷刻间我在壮士的血泊中悟出了侠客的定义，也看到了现代人最缺少的精神气概。 ”
按照新历史主义的观点，人们会同时受不同的、甚至相互抵制的意识形态或言语体系（discourse）的影响、驱动。 “侠有自己的标准。当侠的是非观与主流并行不悖时，侠便愿意与主流携手共进，侠的头上也会有一顶皇冠。但侠却并不在意这种荣誉，更不‘恋栈’ ，因为他知道，侠的行为大体上是和主流相悖的，他所代表的精神也总是和社会的风气背道而驰。 ”“侠以武犯禁”说的多少也是这意思。确实，张翠山一方面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约，另一方面又在“边缘性”的江湖意识形态中成长，到了某一特定的时刻场合，这两种意识形态突然再也不能兼容共存，他就只能拔剑自刎了。这正是金庸笔下人物的深刻性、复杂性、可信性与悲剧性。
《天龙八部》，作者：金庸，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年
叶子南这里所思考的恰恰是我在读武侠小说时也在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一点或许在金庸的《天龙八部》中写得更见精彩。十来年前，我在香港中文大学讲课，金庸与他夫人特意在香格里拉酒店赏饭。我是金庸的超级粉丝，激动得说话都结巴了。在酒店里嘈杂人声中，我还是试着告诉金庸，《天龙八部》中写少林寺前，萧峰、虚竹、段誉这三位结义兄弟奋起力战群雄的一段，是我最喜欢的场景，也可以说是金庸的形而上学，却在武侠小说的形式中发挥得淋漓尽致。
“[虚竹]在人丛之中，见到萧峰一上山来，登即英气逼人，群雄黯然无光，不由得大为心折；又见段誉顾念结义之情，甘与共死，当日自己在缥缈峰上与段誉结拜之时，曾将萧峰也结拜在内，大丈夫一言既出，生死不渝，想起与段誉大醉灵鹫宫的豪情胜慨，登时将什么安危生死、清规戒律，一概置之脑后……虚竹胸中热血如沸，哪管他什么佛家的五戒六戒、七戒八戒的，提起皮袋便即喝了一口，交给段誉。 ” 虚竹是个虔诚的和尚，佛教的言语体系融入、决定了他日常的一言一行，但在那一刻，义兄、义弟重义而置生死于度外的侠义精神唤醒了他另一个自我（alter ego），江湖义气的言语体系一下子在他的存在中占了压倒性优势。于是，虚竹“哪管他什么佛家的五戒六戒、七戒八戒” ，与兄弟们痛饮烈酒后，也冲杀了上去。还有一段是在书的结尾处。萧峰曾得到少林寺扫地僧的极高赞许， “施主宅心仁善，以天下苍生为念，不肯以私仇而伤害宋辽军民，如此大仁大义，不论有何吩咐，老衲无有不从。不必多礼。 ”此刻，萧峰力阻契丹入侵宋国，在雁门关前生擒大辽皇帝，逼其退兵后，却又说了一段话。 “陛下，萧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 拾起地下的两截断箭，内功运处，双臂一回，噗的一声，插入了自己的心口……许多人低声议论：“乔帮主果真是契丹人吗？那么他为什么反而来帮助大宋？”与上面叶子南先生评论张翠山的一段如出一辙。萧峰是在挣脱不了对立的言语体系在他内心来回厮杀，只能自尽了。这超越了武侠小说的江湖恩义，同时也把萧峰的命运上升到了希腊悲剧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