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从图书馆农民工到小镇做题家，在乡土中找到饱满精神的形象(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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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白领和农民工共享一种相似的飘零在城市中常常能感受到一种强烈的被异化的感觉，罗雅琳谈道，比如，很多人会把上班、写论文、做科研说成是“搬砖”，正是因为他们在这些工作中体会到了一种精神层面的丧失，使得这些表面上似乎很高级的活动和“搬砖”这样单调的纯体力劳动没有差别。这也是为什么“打工诗歌”能引发这么广泛的共鸣，大概是因为大家其实都在打工，都在各自的“打工”中感受到了一种异化的感觉。 “在这个意义上，大家都喜欢看李子柒。虽然她很田园牧歌，但她的价值在于，通过对于劳动分工的取消，展现了非异化劳动的可能性。马克思谈到，异化劳动之所以发生，其原因之一在于分工过细——个体是一个人，而他在劳动生产链中其实是作为一个螺丝钉存在的，劳动没有使他作为个体得到增长和发展，反而使被增强了的总体反过来压迫个体，这就是所谓的异化。”罗雅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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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柒的田园生活书中的第四章《走出乡愁的乌托邦》讲城市和乡村短兵相接时，可能出现的时代现象和情绪。某种程度上，因为这种共同打工、漂泊的经历，让无论是农民工还是城市中的人，都能感受到一种相似的异化的感觉和飘零的感觉，“这进而有可能实现不同人群和阶层之间的联合，形成积极的社会变革力量。”罗雅琳在书中写道。而这个时代的各种现象和群体的出现也并不能一概而论，第四章中，罗雅琳着重讨论了打工诗人的写作：“当下很多人倾向于将打工诗人作为一个群体去承载某种阶级批判的功能，然后就会对打工诗人无法承担这种批判功能而失望。但我认为真正的‘群’或许不是在工人之间，而是在工人和都市新穷人之间发生的。‘群’的基础在于两点：一是普遍的乡愁，二是对于现代都市生活的异化感受。” 但是如我们所了解的，“打工诗人”这个身份在后期常常会发生变化，比如他们后来会成为专职的作家，已经脱离了打工者的状态。对此，罗雅琳认为：“我曾经为他们的作品不能有想象中的力量而遗憾。但是后来我修改了自己的看法，将关注点放在了打工诗人和都市新穷人的共鸣上。这或许是打工诗歌更有意义的方面。”海洋必然战胜土地吗？在《上升的大地》的第五章中，作者主要讨论刘慈欣的科幻作品，当 “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成为中国科幻迷的口号，其中也暗示出我们是用对海洋文明的想象去想象太空。但在刘慈欣的科幻中，他更多的是从中国人生存的土地上去寻找科幻的元素，《中国太阳》《流浪地球》皆是如此.“乡土”在刘慈欣的笔下，是即便是要去宇宙漂流时也绝对不可以放弃的故土，更孵化出水娃这种既有飞向外太空的高远志向、也始终眷念着土地的人物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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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地球》剧照罗雅琳将时间线调到晚清开始讲述：从晚清开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常常在沿海和内陆之间不断摇摆。李鸿章在那封指出“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奏折中写道，清代的边疆治理重点原本在西北，但是因为当时外国势力都跑到东南海域兴风作浪，所以防御的重点应该转到东南海域。这里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地域上的转换，即政府把重心从西北转向了东南。“当我用地域转换的线索看百年中国史的时候，发现历史中发生了多次的转换：抗战的时候，中国的重心又从沿海转向了内陆；1950—70年代，因为冷战，中国非常强调内陆的发展；到了改革开放，重心又转移回沿海地区；而当下的中国可能又面临新一轮的地理重心转移。” 而构成关于乡土的印象中，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罗雅琳认为，这本写作于40年代、在80年代被大众关注的著作无论是其创作还是影响，都要放到具体的时代中来考察。罗雅琳认为，费孝通40年代写作《乡土中国》时，是在有意识的对当时语境下流行多年的国民性话语做一个集中的阐释和反驳。所以“缺乏公共精神”、“不识书面文字”、“没有爱情”等特点，在《乡土中国》中并不是作为中国人相对于西方人的缺点来理解的，而是被阐释为与中国的文化环境相适应的特点，这就把之前具有贬低中国人的意味的国民性批判话语给中性化了。在费孝通的逻辑中，不是说像西方人那样“识字的”、“讲爱情的”就是先进的，而中国人中“不识字的”、“不讲爱情的”就是落后的。他认为这是与西方不同的类型上的差异，而非等级上的差距。 “《乡土中国》这本书真正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是在1980年代，1980年代是一个非常热爱进行中西比较，将中西品质上的差异理解为中西差距的重要时期。那个时候，不同的人会在《乡土中国》中读到各自想看到的东西。费孝通先生的本意其实不是这样，但是1980年代的文化气候就会对这本书进行一种刻板化的、固态化的理解。”罗雅琳说。将费孝通先生1940年代写作的东西搬运到80年代，甚至直接搬运到现在是不完全合适的。“1940年代的农村没有过土地革命，没有过农村体制改革或是新农村建设，如果现在仍然照搬它来描述现在的乡村，就是照本宣科了。所以写书时，我也大量引用了贺雪峰先生写的《新乡土中国》，贺雪峰先生说，现在的乡村是一个半熟人社会，而不是《乡土中国》中所说的熟人社会。对于当下的乡村而言，“熟人社会”只能概括村民小组的范围，规模是三十到五十户、两百到三百人，这是能够熟悉的极限。但是现在的一个村大概有两百到三百户，两千到三千人，这个规模已经超过熟人社会的范围。此外，现在的农村青年具有高度的流动性，他们的行动逻辑和思维逻辑已经不再是完全受制于熟人社会了，中国的乡村面貌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转变。诚然《乡土中国》中有很多经典观点，但是我们不能直接去套用。”罗雅琳谈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