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怎样才能创作出“留得下”的经典艺术作品社会|民族|文艺界|艺术性|题材

每次听到《我的祖国》这首抒情、优美的歌曲，我就想到一个问题：近几十年来所创作的文艺作品，有几部能经受住时间的淘洗而成为传世经典？其整体艺术水平能否超越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歌曲而言，有几支能够和《我的祖国》《人说山西好风光》《让我们荡起双桨》《敖包相会》《娘子军连歌》等媲美？就歌剧而言，有几部能超越《洪湖赤卫队》《江姐》等作品？就绘画中的红色题材而言，有几幅能赶上《开国大典》和《毛主席去安源》？至于戏曲剧目，仅以古代题材的剧目来衡量，能有几部达到《梁山伯与祝英台》《春草闯堂》《女驸马》等思想性与艺术性高度统一的水平？诗歌、小说、电影等艺术形式莫不如此。正因为“新”不如“旧” ，才使得“老歌老唱”“老戏老演”成了当前艺术表现的一种不正常的“常态” 。
按理说，当今应该创作出比起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好的艺术作品，因为我们处在价值观念、生产关系、经济方式、生活样式等方面急剧变化的时代，而这变化会给文艺界提供极为丰富的创作素材；因为强大了的国家能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开放的社会给我们提供了更多创作经验；因为经济的高速发展让文艺创作人员衣食无忧，可以心无旁骛地潜心创作。可我们呢，却没有向这个时代、向为我们提供创作条件的人民献上更多精品佳作。
许多人将原因归结到客观环境上，但今天的创作难道比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受到更多的掣肘？近几十年，难道谁曾经历过所创作的真正反映时代精神、摹写民众生活、扣动人们心弦、让百姓心灵产生共鸣的作品由于受某个政策的禁锢而被扼杀？这样发问，并不是说我们的文艺政策已经尽善尽美了，而是说创作成就不大的主要原因还应该从主观上去查找。
要创作出精品力作和“高峰”性的艺术作品，需要我们的创作者做到以下三点：
一是要有对民族、对时代、对未来的高度责任心。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具体地说，就是在中华民族实现强国富民、社会和谐、人民文明的伟大梦想的征程中，艺术家所创作的作品应该具有提升民族自信心、振奋民族精神、陶冶高尚情操、昭示美好前景、推动社会前进的作用。要起到这样的作用，艺术家本身应该是富有理想、道德高尚、胸襟宽广、公而忘私之人。然而，现在许多艺术家却带着一种投机的心理来选择题材。抗战胜利70周年快到了，便选择抗战的题材；脱贫到了攻坚克难的关键时候了，则写一个干部如何扶贫的故事；倘若是为某个地方创作作品，便拼命地从该地区的历史与现实中挖掘好人好事，还美其名曰打造“地方名片”；甚至某个领导说了一件事，赞扬了一个人，也会依此而创作。这些题材是否为自己所熟悉，是否适合某种艺术形式的表现，是否反映大众的心声，是否表现时代的精神等，是不多考虑的。只要能获得国家或省市级“艺术资金”的资助，只要能得到文化主管部门的专项拨款，只要能搬上舞台或荧屏、银幕，其他的都不用管。在这些人的心里，哪里有民族的大义，哪里有艺术家的责任？眼里看到的只有名和利。
二是要有正确的艺术观。艺术观就是创作的指导思想，只有指导思想正确，才有可能创作出优秀作品。如果指导思想是错误的，艺术方法和技巧再别致、再娴熟，也不会做出好的作品来。那么，正确的艺术观是什么呢？“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的文艺，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以人民为中心”就是“人民性” ，它是艺术观中首要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所谓人民性，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反映人民的生活，抒发人民的情感，表达人民的欲望甚至痛苦。 “人民”的概念当然是较为宽泛的，但是，其主体还是工人、农民、士兵和普通的市民，我们应该多以他们为文艺作品的主人公，努力塑造出他们真实、鲜活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