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我们时代的文学：第一批书写新冠病毒的小说已经到来( 二 )

隔离本身成为主题
对隔离的恐惧，成为悬疑作家的创作话题。作为资深的惊悚小说作家，凯瑟琳-莱恩·霍华德（Catherine Ryan Howard）认为，犯罪在这个秘密、恐惧和猜疑已经泛滥的时代兴起。她的小说《56天（56 Days）》开始于一对恋人在禁闭的压力下搬到一起，并问道，完美的谋杀是否正是禁闭所允许的？在格雷厄姆·格林的战时小说《恐惧内阁（The Ministry of Fear）》中，他借由一位人物发问，在如此众多的死亡中，为什么任何一件谋杀都是重要的？谋杀很可能基于普通的动机，但霍华德的小说试图集中探讨个人的死亡和脆弱之于我们生活的意义。
在萨拉·莫斯（Sarah Moss）和罗迪·多伊尔（Roddy Doyle）的书中，作家把隔离而非病毒视作探讨的对象。有人说，在隔离期间，每个人都变得更加自我，在没有社交的情况下，人们的焦虑或者痴狂会变得更加极端。莫斯并不同意这一观点，她认为，我们在公司而不是在隔离中变得最自我。在多伊尔故事中，主人公大多是中年男人，有的男人利用隔离走出了自己原本的生活，或者爱上了他们多年来没有注意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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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莫斯（Sarah Moss）
莫斯的叙述可以被看作是最困难的，因为如果像史密斯所强调的那样，疫情已经表明我们的世界是如此支离破碎，那么书写隔离的危险可能是连贯性太强。
如今，我们在萨莉·鲁尼（Sally Rooney）和雷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的书中看到了走向隔离的意愿，以及对叙事的疲惫。
鲁尼最新的小说《美丽世界，你在哪里》主要发生在隔离之前，但描述了一个作家爱丽丝退缩到一个偏远的海滨别墅，在保护自己不被他人发现和被强迫同这个世界发生连接之间的张力与纠结。卡斯克的“纲要三部曲（Outline trilogy）”，描绘了一个在她的世界里日益孤立的女人，为小说寻找一种不依赖整体叙事结构的形式实验。在她最新的小说《第二场所（Second Place）》的背景中，叙述者观察到她的生活比许多其他人的生活变化要小（"我们已经简化了我们的存在"）。
莫斯拒绝接受隔离的乐趣，也许是因为她自己从一开始就害怕隔离所带来的束缚。她在哥本哈根说：“相比于病毒本身，有些人更害怕隔离”。她的小说是对我们在隔离中所失去的一切的挽歌，尽管她也对我们的生存能力充满希望。她说，这本书是从一个问题开始的：当我们跌倒时，谁来接住我们？危险在于，封锁会侵蚀社区共同体，在网络的驱动下，二元思维成为常态，我们可能不再认识到彼此的人性。
超越病毒的写作可能？
有意思的是，当病毒大流行开始时，莫斯和道伊尔都放弃了他们写到一半的小说，因为他们无法思考如何进入另一种形式的当下。读了这些封锁小说和故事后，我们必须发问，在没有太多重复的情况下，还能出版多少本书？不把病毒写进小说又意味着什么？或者，作家们会通过转向历史或未来，来避免病毒带来的文学挑战吗？
一些作家已在思考历史：泰莎·哈德利（Tessa Hadley）即将出版的小说以20世纪60年代为背景，而乔纳森·弗兰森（Jonathan Franzen）则以20世纪70年代为背景展开了三部曲。劳伦·格罗夫（Lauren Groff）曾说，她写《母体（Matrix）》这个关于十二世纪修女的故事，是为了逃避特朗普的美国；当疫情来临时，她可能已经松了一口气，因为她也被救出来了。但她的修女社区有一些让人联想到隔离的东西，而这里的叙事核心恰恰来自于让世界远离的尝试：修女们通过建造一个巨大而不方便的迷宫创造了一个替代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