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不要去凝视那些无望
骆玉明说自己最喜欢的一句七绝就是“葡萄美酒夜光杯”。酒筵上,甘醇的葡萄美酒盛满在珍贵的夜光杯之中,热烈的琵琶声声催促忘情的畅饮。请君不要笑话这在生死之间的纵放,古来出外打仗的能有几人返回家乡?“如此悲壮,贪生却并不怕死,很轻松地说着沉重的话题,这是我欣赏的人生态度。”
骆玉明说在读书的道路上,小学时代有一个破桌子是一个“重要条件”。那时,每天他都很早去教室,为的是确保那个台面有一条很宽的缝的桌子能放在自己的座位前,这样,就能保证他上课时可以“安全”地读自己的闲书。
那时,中小学只上半天课,每天下午他就轮流去当年上海主要的五家旧书店看书,而从虹镇老街的家到最远的淮海西路店要走2个小时。父母识字都不多,带着六个孩子住在现在人不可想象的斗室里艰难度日,除了逢年过节,能够吃饱的日子屈指可数。
初中读了一年半,“文革”来了。在荒诞的现实中,骆玉明带着感情更投入地阅读。“人会经历各种生命经验,高贵的,装腔作势的,平淡的,低贱的,生命体验会在阅读中碰撞,又无限扩展了生命的可能性。”
文章插图
骆玉明先生
在考进复旦前,骆玉明在崇明新海农场待了六年多。没有经历正规和系统教育的好处是,“被漫无边际的无知和疑惑压迫着,必须尝试自己去探求,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能够把完全看起来不相关的东西联系起来”。但毕竟,所有的广泛的阅读都没有确定的方向,所有的点不能构成完整的网。“如果不能进复旦,今天的我可能会开个小旧书店,在网上写些不痛不痒的文字吧”。
骆玉明说,生活中有很多不能克服的东西,比如家境贫寒、遭遇意外的不幸、过早直面生死等,但人不要去凝视那些无望,人所要做的,无非是不要把个人的痛苦放得太大,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我对世界不重要,世界对我也不重要。”这样,不会太痛苦,如果遇到狗屎运,也不过是狗屎运罢了。
1975年,复旦等少数高校招了一种特殊的研究生班,中文系的这个班,没读过高中的只有骆玉明一人,他说“那真是混乱中的侥幸”。但聊以自慰的是,在一般文史知识方面,骆玉明发现自己并不弱于大学本科毕业的同学和一些“文革”前留校的年轻教师。他说:“这个有根据的。”朱东润对这位弟子的评价是:“书还是读过一点的。”
开始的导师是负责古典文学教研室的王运熙先生,每隔一段时间会找研究生交流。老先生的这种谈话和指点不是严格的课程,但对骆玉明走上学术道路,仍是重要的开端。1977年骆玉明毕业后留校任教,朱东润先生要求他好好练字,“不然你的字怎么写到黑板上去呢?”骆玉明自创了用钢笔抄一本影印的宋刻本的习字法,后来的作业给朱先生看,先生说“可以了”。
跟随朱东润先生读《诗经》时,先生指定了3本必读的本子:陈奂的《诗毛氏传疏》、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朱熹的《诗集传》,此外还要兼顾其他。据说每次骆玉明去图书馆看书,场面都很壮观——他得将数种书在桌上摊开,铺满一桌,彼此对照着看。别人看书都坐着,他看书不但要站着,还得来回走动。
1996年,骆玉明以后辈的身份,与章培恒先生合作出版《中国文学史》时,由于突破了长期流行的文学史模式,写得活泼、有趣,曾引起不小的轰动,被认为是一部从人性出发的文学史,是一部“拿着剑与扇子边舞边写的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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