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学#“文人论兵”与宋代兵学新气象孟婆汤|梦魂|情报站|志摩诗|康

作为封建社会中期的重要学术形态，宋代兵学既是一个高峰，也是一个转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人论兵”与宋代兵学新气象
作者：魏鸿（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宋代是中国传统兵学发展的重要阶段，形成了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次兵学高潮。“右文政治”，与辽、夏、金、元等紧张对峙的军事形势，理学的兴起，等等，都与宋代兵学发展密切相关。在诸多影响因素之中，最具根本性的是“右文政治”。
宋代立国于唐末五代半个多世纪的战乱之后，为了避免五代“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的乱象，建立长治久安的政权，宋初进行了一系列旨在防范武将专权的制度设计：收夺统兵大将兵权；从藩镇中选拔精锐扩充禁军；建立枢密院、三衙、率臣分权制衡的军事制度；实行更戍法，防止武将与士兵、地方相交结，等等。至太宗朝，“崇文抑武”已经成为具有纲领性的治国方略。北宋中叶，“以文制武”体制最终确立，成为支配宋代政治的重要原则。
“右文政治”之下，文人地位日益尊崇，逐渐掌握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权力，也成为论兵的主体。宋仁宗时，宋夏战争的爆发为“文人论兵”的勃兴提供了现实契机。据《郡斋读书志》记载，“仁庙时天下久承平，人不习兵，元昊既叛，边将数败，朝廷颇访知兵者，士大夫人人言兵矣”（后志卷二）。此后，“文人论兵”风潮一直发展，直至宋亡。
“文人论兵”是宋代兵学的一个鲜明特点，同时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宋代兵学的基本面貌，使之成为中国兵学史上承前启后而又独具特色的篇章。
兵学取得官学地位，兵学论著空前繁荣。宋初八十年间，奉行禁兵书政策，兵学处于冰封状态。从宋仁宗天圣年间开始，出于培养将才以及指导军事实践的需要，在富弼、范仲淹等文臣官僚的呼吁下，宋廷逐渐弛兵书之禁，开设武学，设立武举，《孙子》《吴子》等兵书成为武学教学和武举取士的教本，兵学取得了官学地位。元丰三年（1080），宋神宗诏命“校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〇三），这就是著名的“武经七书”。兵学成为官学，是兵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使兵学有了一整套研习、科考、授官的制度支持，大大促进了兵学的繁荣和发展。宋廷设武学、武举，校订兵书等等，虽然不是“文人论兵”的直接产物，却是“右文政治”下文人官僚“以兵书作养将才”思想的政策体现，深刻影响了武学、武举以及兵学的发展。
宋代兵学论著十分繁盛。《汉书·艺文志》著录兵书53家，790卷，图43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兵书133部，512卷。而《宋史·艺文志》著录的兵书则多达347部，1956卷，数量远远超过前代。这固然与宋代雕版印刷大发展有关，但大量文人踊跃论兵无疑是更主要的因素。在“文人论兵”潮流之下，宋代出现了一些新的兵书种类，如第一部大型综合性兵书《武经总要》，第一部军事人物和史事评论集《何博士备论》，第一部分门别类论述谋略战法的《百战奇法》，第一部军事制度史《历代兵制》，等等。优秀的论兵篇章更是不胜枚举，如苏洵《权书》、《衡论》，苏轼《孙武论》，李廌《兵法奇正论》《将材论》《将心论》，秦观《进策》中的《将帅》《奇兵》《兵法》，辛弃疾的《美芹十论》，等等。
兵儒合流进一步发展，兵学儒学化特征凸显。肇始于战国晚期的兵儒合流现象，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成为中国传统兵学发展的主流。及至宋代，在“文人论兵”风潮之下，儒学以更强势的姿态影响兵学，兵学儒学化成为宋代兵学的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