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学#“文人论兵”与宋代兵学新气象( 二 ) 孟婆汤|梦魂|情报站|志摩诗|康

文人是儒家思想的奉行者，“文人论兵”以儒学为本位，对兵学的批判和改造都更为深刻：一方面，更加明确地揭示兵儒间的异质，批判兵家的“诈”“利”思想，确立了传统学术体系中“以儒为本，以兵为末”的本末次第；另一方面，在论兵过程中“以儒解兵”，或对兵学概念重新解读，或将儒学思想嫁接到兵学中，实现了兵学思想的儒学化，在战争观、战略思想、治军思想等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
宋代理学的兴起为兵学儒学化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源。“文人论兵”过程中，往往以理学“心”“志”“气”“诚”“敬”等概念诠释兵学，在“将德”“将道”“励士”等方面有所创新发展，同时也造成了一些误读和谬见。
兵儒合流是兵学与儒学融合的过程，也是儒学对兵学渗透、规制和重构的过程。宋代兵学儒学化是这一过程的终结，实现了儒学主导下更深层次的兵儒融合。
兵学与军事实践的畸形互动。后世史家称宋代“声容盛而实德衰”（元·欧阳玄《圭斋文集》卷十三《进宋史表》），说它文教发达但军事积弱。在军事领域，宋代同样呈现出“声容”与“实德”的强烈反差。一方面，兵学论著层出不穷，武学、武举皆成定制，兵学空前发展；另一方面，军事上颓弊不振、败绩连连，终致北宋亡于金，南宋亡于元。
宋代兵学与军事实践的这一矛盾，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宋代兵学本身的缺陷也难辞其咎。首先，宋代崇文抑武、兵学儒学化，在军政大计的制定方面，兵家功利主义思想受到严重排斥，除王安石支持经略西夏外，大部分时间都施行消极防御战略。其次，文人论兵，坐而论道，远离军事实践，既不能以兵学理论指导军事实践，又不能将武器装备、战略战术的发展提炼为新的兵学理论。尽管南宋出现了陈规《守城录》、华岳《翠微先生北征录》等贴合实践的兵书，但毕竟是凤毛麟角，不足以改变全局。再次，武学、武举制度设计不合理，难以培养出优秀的将才。武学生员少，入仕途径狭窄；武举考试偏重策略，多为文人假途，取士规模也十分有限，中举后授官过低，这些都限制了兵学通过将领付诸实践的可能性。
作为封建社会中期的重要学术形态，宋代兵学既是一个高峰，也是一个转折，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首先，儒学成为传统兵学文化的绝对主导，中国传统兵学文化呈现出明显的二元结构：儒学通过批判、阐释和吸纳兵学思想，规定了战争观、战略思想等高层次的价值取向，兵学则提供具体战争指导层面的方法和知识。换言之，儒学为主，兵学为从；儒学为体，兵学为用。这种二元结构带来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儒学统摄兵学，形成了与政治文化相一致的兵学理论，规范着中华民族的战略思维和军事实践；另一方面，兵学地位的降低以及独立性的消解，严重影响到兵学的创新和发展。
其次，加剧了中国传统兵学文化的泛和平主义倾向。宋代兵学的儒学化是儒家道德主义对传统兵家功利主义的胜利。儒家从民本主义出发，反对穷兵黩武，强调义战，谋求以非战手段解决争端，铸就了中国兵学文化的和平主义性格。和平主义固然可贵，但由于对功利主义的长期压制，和平主义不可避免地泛化：在战略决策上，道义原则优于利益考量，“慎战”往往成为“避战”“畏战”的托辞。在社会文化心理上，一味排斥暴力，导致尚武精神沦落，军事发展缺乏持久动力。
再次，强化了国防战略的防御性特征。从兵学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国防战略防御性特征的形成与兵学儒学化的过程是同步的。随着兵学被逐出国家战略决策领域，国防战略上的功利色彩逐渐淡化，强调战争对内政的破坏力，宣扬“以德怀远”，在实力衰落的王朝末世，防御战略更是易于沦为消极防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