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跨越万年赴一场文明之约(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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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彩绘雁鱼铜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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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人首神兽纹玉戈
山西境内出土了大量史前和商周时期的玉器、青铜器，这两类文物也在本次展览中得到重点展示。中国古人认为，“制器尚象”“器以藏礼”，展览并非简单陈列这些珍贵的文物，而是尝试解读它们的深层文化内涵，使其成为早期中国艺术与文化“故事”的叙事主体。“瑞节信玉”便是我们首次根据早期文献记载总结出来的概念。总的说来，玉器分佩玉和礼玉两种，后者有着更为重要的用途。《周礼·地官司徒》记有“掌节”之官，王的命令向天下传达，必有“玉节”作为凭信；《周礼·春官宗伯》又记有“典瑞”之官，“瑞”就是玉瑞，“瑞者以玉为信也”，说明玉器有符信的作用。
各种青铜礼乐器具，是器主身份、权位的象征，器、车服、名、爵号，君之所司也，故孔子曰“器以藏礼，礼以行义”“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帛书《老子》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刑（形）之而器成之，是以万物尊道而贵德。”青铜器的造物原理，当包含“器”与“物”的双重内涵：“物”乃献祭之“牲”，“器”乃“牲”之用也；“器”有形，便是形而下的“形（刑）”，即器形和纹饰；“刑”和“器”的制作，莫不尊“道”。因此，展览精选的商周时期青铜器，无论是出自商代方国大墓，还是西周历代晋侯墓、霸氏墓，或是春秋赵卿墓，均是其所处时代之华夏礼制在不同层面的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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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饕餮纹提梁铜卣
汉唐至元明的历代文物，我们以“万流归一”为主题，说明山西自古即是多民族、多文化的融合之地，并最终与其他各地区的文化一起，汇聚为统一多民族的中华文明。
在山西境内保存的历代遗存文物中，雕塑和壁画尤为闻名。本次展览通过细致的学术梳理，将这些展品置入中国艺术史的书写中进行阐释。北魏皇室命人开凿大同云冈石窟，造就了5世纪中国石刻艺术的巅峰。晋阳（今太原）成为随后东魏和北齐实际的政治和文化中心，佛教艺术从而实现其中国式审美的完全转换。艺术史学家方闻在《艺术即历史》中将这种转换总结为一种可比拟“希腊奇迹”的“汉唐奇迹”。北魏至唐之间，中国佛教造像经历了三部曲的演变：从北魏古拙的正面风格，到北齐、隋朝的圆柱形式，再演变为初、中唐时的三维造像，清晰地反映出立体状物技法的发展历程，系统展示了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成就，是书写中国雕塑史的关键资料。
与中国雕塑从平面走向立体的发展历程相一致的是，6世纪中期之后，中国绘画也出现了外来的明暗法造型风格，这就是唐代史学家许嵩在《建康实录》中提及的一种运用晕染技法所能达到的逼真效果，称为“凹凸画”。但在中国趣味改造下，它又逐步变为笔墨的语言，至8世纪盛唐时期完全成熟。山西保存了大量唐宋至明清时期的寺观壁画，近年又出土了为数众多的汉代、北朝、唐代以及宋金元的壁画墓。这些珍贵的图像资料，为我们重新书写中国绘画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展现出中国古代高超的绘画成就。
“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让人们“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展览不仅让观众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华夏文明看山西”，更为传播中华文明，讲好中国故事，不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贡献力量。

玉器$跨越万年 赴一场文明之约(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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