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亚|翠柳街｜丁东亚：见证人睡在一朵无名的花里 |写作|作家|谢伦|散文|小说_文

【丁东亚|翠柳街｜丁东亚：见证人睡在一朵无名的花里】见证人睡在
一朵无名的花里
□丁东亚
在网络信息迅速发展的当下，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尽管有着更为便宜的途径，但这种优势其实也存在着“危险性” ，因为信息接收的相像，作家的写作上就会出现同质化的问题，所以作家还是要有敢于“冒犯”的精神，即打破既定的写作模式或传统，在写作中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书写方式，毕竟界限的设立并非是为隔绝，而是为了逾越。如此，在同类信息或素材中，以怎样的方式去书写，以怎样的语调去叙事，以怎样的视角观看——船桨在水中看上去是弯曲的，镜中物像与实际物体方位相反，恰是这种不同的成像，使得事物有着更多的可能——变得尤为重要。写作的探索或实验性的创作无疑是必要的，且要在写作中努力建立自己的美学观与风格；尽管风格对作家而言可能会导致局限性，就像地域性作家的写作一样，但没有风格或场域的建立，写作也许就会成为风中之尘，无根之萍。
1955年福克纳访问日本时，说从《沙多里斯》开始，他就发现那邮票般大小的故土很值得写，而且不论他多长寿也不可能把它写完……在其漫长的一生中，福克纳写出了19部长篇小说与120多篇短篇小说，其中15部长篇与绝大多数短篇的故事都发生在那个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时间更是从1800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风格与写作场域的建设上，福克纳无疑是最有世界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事实上，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也有着类似的写作模式，严家炎在论及20世纪的中国文学时，曾明确表示地域文化“不仅影响了作家们的性格气质、审美情趣、艺术思维方式和作品的内容、艺术风格、表现方法，而且还孕育了一些特定的文学流派和作家群体” ，王安忆、池莉、方方、迟子建等，更是具有着标志性的小说家代表。除了小说上的地域性文化突出，她们的散文写作亦是如此。譬如迟子建，其鲜明的东北地域文化色彩，不仅构成了她散文写作的基本风貌，更促成了其独立不羁的个性与不拘成规的艺术成就。倘若说地域性与童年的经验于文学书写而言乃葳蕤丰茂之所在，那么固守着一片故乡之地的写作者，或许更有着其深刻的对故乡人、故乡事的认知与情感，也更能在时光的流逝中看到它们的美好与苦难。谢伦就是这样一位散文写作者。对他而言，故乡是生命的底色，书写故乡是他获得内心安宁的一种方式。仿佛让那些从故乡消失的事物在文字里复活，是他的使命，他只有在回想中一次次拥抱他们/它们，拥抱那些曾经在其生命中留下的一道道尚有余温的场景与风物，才真正又与他们/它们在文字中活了一次。
谢伦的散文大多是以故乡（鄂西北之地的枣南）为背景，且总是站在“离乡人”的立场，从生活感悟和心灵需要出发，记录襄阳枣南地区的农村生活，之前的散文集《黄昏里的山冈》是，不久前出版的《一些被风吹过的事物》亦是。或是个人的偏爱，我坚信谢伦的书写有着水之目光的轻柔。这无疑又与他童年的成长环境是无法分割的。枣南地貌特殊，一半是绵延的丘陵，一半是黄土高冈；丘陵与高冈交接处是一条发源于随州大洪山深处的倒淌河——滚河。谢伦出生的那个村庄，就坐落在滚河北岸：一块狭长的冲积平地，阡陌纵横，土地肥沃。二十岁离开家乡到枣阳县工艺美术厂工作，他又与沙河相遇。若与河流的邂逅是一个作家的命数，这份与水有关的命数一定会激起他们难以言说的内心的激荡。在个人印象里，许多作家都在作品中写到河流，如张承志《北方的河》中的黄河，他将之意象化为生生不息的阳刚文化特质和精神意蕴；徐则臣的《北上》书写的则是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之间的百年“秘史” 。谢伦笔下的沙河和滚河同样如此，在河流两岸所在之地发生的故事或事件（以他所见所闻为主），都构成了其创作的基石。在《大沙河》里，盛夏时节大沙河东面（也叫东沙河）杨柳林里发生在大火中的死亡事件，他在美术厂的好友被一个因爱而疯狂的另一朋友杀害之事，除了是他个人生命里的伤痛，仿佛也在无声揭示河流的神性所在。那些隐于内心深处的秘密多年后被书写，就成了作家谢伦的命。时隔多年，当那些往昔的人与事被诉之笔下，谢伦仿佛早已放下了心中的怨与恨，只在回想中用他深情的目光注视，那目光是凝重的、沉思的，又温柔若水一般。我们不妨在《童谣》的开篇里来感受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