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学问只当问真不真——顾颉刚的治学之道( 二 ) |史学|哲学|傅斯年|顾颉刚

1934年，顾颉刚在《怀疑与学问》一文中对怀疑精神作了深刻阐述。他指出：“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 。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随便轻信的态度，便是怀疑的精神，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 ”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 “都要经过我的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步以后，那本书才是我的书，那种学问才是我的学问。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 ，也就是教我们要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 ”顾颉刚认为怀疑不仅是辨伪去妄的必要步骤，也是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他说：“对于别人的话，都不打折扣的承认，那是思想上的躲懒。这样的脑筋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能治学。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在不断的发问求解中，一切学问才会起来。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一切学问家，不但对于流俗传说，就是对于过去学者的学说也常常要抱怀疑的态度，常常和书中的学说辩论，常常评判书中的学说，常常修正书中的学说……若使后之学者都墨守前人的旧说，那就没有新问题，没有新发明，一切学术停滞，人类的文化也就不会进步了。 ”
“虚心请求教益” 。在坚持怀疑精神的同时，顾颉刚也有着虚心向学、勇于接受批评、集思广益的治学态度。
顾颉刚出身书香门第，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经常虚心求教。在1918年12月18日致傅斯年的信中，顾颉刚说：“我学问不好，所以有许多问题在我心中，虽然稍有一些境界，却很有点迷离模糊、捉摸不定的，尚不敢说似乎如此，更不敢说定当如此……我便当虚心请求教益；若有人对于我的话施驳议的，我决当屏弃好胜的感情，澄心的领略一过。 ”
勇于接受批评是虚心向学的重要体现。 1927年1月7日，在致傅斯年的信中，顾颉刚强调接受批评的重要性， “发表文字，不怕它浅或误，只是怕它隘狭，不能容受人家的批评。兄给我的信，虽不自满，但至少可以引起多少问题，引起多少人来商量或攻击，这便是一件好事情” 。他认为，通过读者的批评，方能找出文章漏洞，并借此进行考证、修改，完成学术成果， “我们常有文字发表，自然常有人来讨论，也可把自己的意见一次一次的修改，使得它渐近于事实” 。
集思广益是虚心向学的逻辑发展和重要支撑。顾颉刚非常注重集思广益的治学方法。在1918年12月18日致傅斯年的信中，顾颉刚就《新潮》杂志学术风格提出自己的看法， “各社员各拟定了所作的题目，互相报告：要是某乙的思想到了某甲的题目里头，就可将某乙的意思去告知了某甲，某甲倘是赞成了，就多一宗正面的理由，某甲倘是反对了，也可就此驳议，多一宗反面的理由” 。这种方法就是集众人智慧，广纳有益见解， “比较一人单独存想，或四面翻书，得益的多” 。集思广益最重要的表现便是取长补短、相互学习， “要取他人的长，来补我辈的短，取他人对于某项问题的思想，来比较我辈对于这同项问题的思想” 。顾颉刚认为，社会上各学派不应为了所谓体面，争个我胜你败、谁对谁错，应该“舍短取长，交互进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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