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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的《大厂》是“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作。这部作品是国企转制时期的某种写照。
【地方|《大厂》的意义】吕建国到一个国营大厂任厂长后，面临着老牛拉破车的窘境。让吕厂长焦头烂额的有一摊子事：员工们的工资和奖金需要想办法；要对付来要账的，还要追回难讨的欠账；客户嫖娼被抓了，而这客户又是关系厂子命脉的大客户；厂子里的公车被偷了，又被卖了，相关镇里却搞地方保护，难以讨回；还有不舍得花厂里的钱去医院治疗的退休劳模章师傅，以及小魏得了白血病的孩子……所有这一些，哪件事都让人头疼，都让吕建国难以承受“大厂”之重压——然而他必须承担与面对。无奈之下，他带头为孩子捐款——把手表都捐了，有人哭了。
主人公吕建国与《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光朴一样，也被塑造成一个为工厂着想，为工人着想的好厂长形象。这个形象确实让人感动——但已不像乔厂长给人以奋发有为的感觉，而明显有一种让人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感；在国企改制大势之下，让人对这种领导咬牙“背山”之艰难感同身受。
另外，作品中托关系、走后门的诸多细节，也反映了当时的法治缺失。比如，厂子的汽车，找到之后，竟然讨不回来，因为当地镇政府的地方保护——最后又多亏厂里县长的外甥女岳秀秀找县长求情，才算追回。贺玉梅书记她们跟县长吃饭，这顿饭却是县长“请”的——县长说记在农业局的账上。类似细节，体现了当时社会某种积重难返的失范状态：靠关系办事、官僚主义、公款吃喝，在某些地方已成常态。这种关系人情网织就的社会现实，已经掣肘了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在这样的关系网中，吕建国“老牛拉破车”的艰难形象，也就更为立体和可信了。
当时《人民文学》主编程树臻曾在2016年于《北京青年报》发文称：“某领导却严肃地直接对我说：《大厂》对现实生活的阴暗面反映得过多，对工厂企业当前所遇到的困难，表现得过于严重，影响不好……”（《<大厂>前后暗潮涌》）但后来《人民文学》不仅约谈歌写了“续篇” ，而且《大厂》也成为被写进文学史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代表作。
《大厂》中对一些人物的刻画，更具真实性——虽然没有完全脱离对于典型正面人物的塑造，但已摒弃了二元对立的创作手法。比如，齐书记虽开始跟吕建国不一条心，但在请公安局陈局长帮忙“捞”客户时很卖力，让吕建国很感动。文中对于职工个体的展现，也更加丰富：车间主任于志强为了小魏得白血病的孩子，带人跟财务科长打架；老师傅章荣是劳动模范，得了病也不用厂里给申请的专款看病；还有厂子里几个偷铁的职工，让齐书记给看手相的叶莉，帮忙要车的县长外甥女岳秀秀……相比于《乔厂长上任记》中唯一的个体职工杜兵（还是反面形象），《大厂》中的工人群像更加多元立体，也更真实可感。而只有在诸多真实可感的群像关系中，勾勒出来的主要人物，才更加鲜活生动，更具艺术感染力。
《大厂》可谓工厂文学中“为厂长立传”类型的一个突破——作家们可以为“厂长”立传，但一定要将时代的氛围和气息再现；这样，人物才能鲜活，才能立得住。这样的作品，才是对时代的歌与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