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诚然,“丧家之犬”亦是时间的隐喻。它追逐着我们的生命,新生成长衰老死亡,进行着全过程的追踪,而我们却无可奈何。走着走着就老了,就回不去了,所以任何一个人都会有时间上的空虚感。孔子可以“逝者如斯夫”的浩叹,当然也可以对“丧家之犬”报以微笑。
微笑的涵义,“历史”是不会说明的。尽管我们知道,中国的古代史当中充满了先验的东西、主观的故意甚至神秘主义,甚至能够让人读出感情的温度,但是其骨骼框架才是历史的支撑物,而非那些附加其上容易衰朽腐烂的血肉组织。这一点类似于化石的形成,我们可以借助化石来推测过去的时间、事件,却无法推测过去真正的生活、情感。
如果你说历史是由一些不真实的记忆、不确定的因素构成的,难免会被冠以“历史虚无主义”;但是如果你说历史是由一些真实的事件、确凿的记录构成的,那又难免会犯了经验主义错误。在这里,历史并不具备双向选择的意向,要么虚构要么非虚构——为什么虚构?非虚构的即是“事实”吗?——关键在于什么是事实,谁来认定事实。
前苏文学理论家格·鲍亚吉耶夫在评论布尔加科夫《莫里哀先生传》时指出:“莫里哀传作者1940年已逝世,因此他没有掌握这些新的科学资料,自然也就不可能解释人民起义这种革命气氛对莫里哀世界观形成到底有多大影响。”这个评论很严肃,这种严肃基于“科学”的理论素养。文艺评论先于文学成为“科学”的组成部分,构建成了一个宏大的结构,逻辑严密、论证充分,和前苏形成的其他科学体系一样既庞大又精密——似乎掌握了这些科学以及方法,一切就会迎刃而解,至于什么“丧家之犬”的凄凄惨惨戚戚根本配不上洪钟大吕的震荡。
我们知道事实最终如何。这些科学的建构没有阻止前苏的崩溃,不是科学出了问题,而是“丧家之犬”的基因导致人出了问题。人才是一切动能的源泉。科学再科学,人却无法像科学一样不走样地执行。“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句话虽然不科学,可是一样具有“科学性”。
我们对待历史的态度亦是如此。倘过度地相信它是科学,毋宁不相信。大的规律就是化石的养成,小的规律就是血肉组织只能随时间消散而无法复活,哪怕仅仅是一个细胞都不可能——仅从目前的科技水平和文明程度来说,穿越不是科幻,而是妄想。
每个人,包括历史,都被龇着犬牙垂着涎水的时间追逐着。但每个人都不甘心这种追逐,于是宗教就起到了安慰剂的作用,这是“消极”的一面。还有“积极”的一面,就是要“青史留名”,不管采取什么手段。这也就造成了同一个“事实”有了不同话本之后,形成了“一千个哈姆雷特”。譬如在中国摆脱古代的前夜,就上演了无数场风云际会的正剧,悲欢交织,血泪斑驳。康有为重注经典修改圣贤之言以求变,这是知识精英们参与历史的老手段;几千年来民间参与历史进程的渴望更是化为义和团的实践,古老的历史原动力依旧采取的是神话的叙述方式来表现。
在志士仁人的庙堂历史之外,老百姓的历史如同荒野过于苍茫。
孔子站在郑国大门之下时,不会知道赵家楼的第一把火和“打倒孔家店”之间的必然联系,这是我们后来才“知道”的,这种“知道”,知的不是老庄那种“道”,而是历史读本通过文字描述和结论让我们获得了“知识”。这种知识,就像格·鲍亚吉耶夫说的那样,火烧赵家楼的第一人当时也是“没有掌握这些新的科学资料
”,或许仅仅出于义愤。
孔子死后,“丧家之犬”的帽子以及阴魂不再追随着他,逐渐地也被追封为了“文宣王”“大成至圣先师”,生前“无家可归”,死后倒成名成家了。可是他得到“家”的安宁了吗?你到孔庙去看一看那些石碑就知道了——要知道,我们中国人可有句古话,叫做“清官难断家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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