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东西问|张志刚：如何从世界宗教史规律理解“宗教中国化”？( 二 ) 发缓形|十二时辰|自然界|阴阳

例如，远溯“基督教希腊化”时期，汉斯·昆认为，基督教是随着宗徒保禄在希腊的传教活动才成功的，因为在那里“希腊化的异教徒”首次被称为基督徒，并成立了教会。保禄书信是用希腊文写的，《四福音书》《宗徒大事录》，几乎全部新约经文也是用希腊文写作并传世的。正是由于这种本土化的努力，基督教完成了从“犹太基督教”到“希腊基督教”的过渡，从而使“一种与希腊文化和解的基督教”有望演变为“一种世界性宗教”、“一种可移植于各个民族、各种文化的宗教”。
对中国读者来说，最感兴趣的自然是汉斯·昆关于“基督教中国化”的看法。汉斯·昆的确很重视这个问题。关于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入及其结局，他指出，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人，精通汉语，一身中国打扮，他们最初是以哲学家、道德家、数学家、天文学家等身份出现的，采取了适应中国国情的传教策略，以寻找与儒家学术的接触点。例如，利玛窦将其传教内容与孔夫子的教导、而不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联系起来，便是明智的做法，赢得了一些士大夫的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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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肇庆市，“东土西儒”利玛窦浮雕。中新社采访人员黄耀辉摄但在洗礼问题上，利玛窦却像欧洲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徒一样固执，他要求那些皈依的士大夫与过去一刀两断，不但放弃儒释道信仰，而且烧毁佛像和祖先牌位，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可理喻的。而在利玛窦常驻北京、交游于士大夫阶层的同时，其他入华的传教团体却开始在民间大规模传教。这在中国人看来，显然是一种恶劣的两面派手法：面对士大夫，他们高谈哲学、道德和科学等；对于普通百姓，却传播令人费解的教条和神奇故事。当中国官方发现，有些百姓在外国非法传教团体的组织下形成了“天主教”，部分成员还参与秘密活动，便在1617年首次将传教士驱逐出境。
然而这一时期天主教传教活动的失败，应首要归罪于罗马教廷。1704年，教宗克莱门十世颁令，要求中国信众彻底放弃中国传统礼仪，不能祭祖、祀孔，不能用中国传统概念“上帝”或“天”来称谓天主教的“天主”，否则将被开除教籍。这即是说，要想保持基督徒身份或成为基督徒，就必须放弃“做中国人的权利”。汉斯·昆认为，这种做法正是那个自以为代表天意、绝无谬误的机构所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之一。
通过深刻反思近代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汉斯·昆得出如下结论：
只有真正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国的基督宗教才有前途：采取耶稣会士所采用的互补融合的方法……即实行真正的“地区化”“本土化”，或者说，使得基督宗教融合于中国文化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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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中国基督教会在美国洛杉矶展出以中国传统书法精心书写的圣经长卷。中新社采访人员贾国荣摄中国宗教史是世界宗教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上述两位国际著名学者的研究范例足以表明，各大宗教传统的本土化、本地化、民族化、地域化、处境化、时代化等共相或共性，为世界宗教史所历来证实；而具体就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而论，这不外是指诸种宗教扎根于中华大地，融入中华文化传统、适应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的种种情形及其发展过程，亦即“宗教中国化”。无论就历史还是现状而言，考察宗教现象、研究宗教问题、探讨宗教共性等，无疑均要认识并遵循诸种宗教存在与发展的普遍规律。这显然意味着，我国政、教、学三界方兴未艾的“宗教中国化”研究及其实践，是合乎世界宗教史所普遍揭示的生存发展规律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