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图像有助于全面认识历史( 二 ) |图像证史|艺术史|历史学|哈斯

与哈斯克尔一样，虽然彼得·伯克也提出了图像的潜在陷阱，但他在处理“不足信”的图像史料时表现出了十足的信心。他认为，只要学会如何解读图像，图像就能成为有价值的证据。总之，彼得·伯克对图像证据的使用是超越图像内部信息阐释的一种文化解读，既注重细节的观察，也强调对图像政治、文化、物质等特定背景因素的考察。他认为，图像证史不再仅仅是对历史的证实与证伪，也是参与书写和建构历史的言辞，它使历史再现的途径得以进一步拓宽，也为历史真实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
近年来，在西方图像证史的观念与研究范式的影响下，图像的历史研究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界关注的热门领域之一。相关研究成果一方面表现为以上述图像证史观念和方法为依托展开的论述与图像个案分析，如曹意强《“图像证史”——两个文化史经典实例》、陈平原《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晚清画报研究》、李军《跨文化的艺术史：图像及其重影》等。另一方面，在图像证史和历史学文化转向的影响下，引发了中国形象史学、图像史学等新概念的提出和理论建构的研究。
形象史学既是我国传统历史图像学、考古学的延伸，也是对图像证史新文化史学实践的一种回应。它是以传世历史图像为史料和历史证据，结合文献考察史实的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为物质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历史学者蓝勇则把图像证史纳入图像史学的范畴，他认为图像史学是利用图像来研究和传播历史的科学，包括图像史料学和图像媒介学，体现了图像证史和图像传史的不同功能。他还强调要充分发挥图像媒介在传播历史文化与知识方面的作用，推进史学的大众化与社会化。
近年来，纪录片、电视栏目等影像媒介都把创作目光投向了中华文明的历史瑰宝。电视栏目《国家宝藏》《典籍里的中国》把历史文物、典籍搬上荧屏，用电视语言和戏剧叙述的方式， “复活”了陈列于博物馆的历史文物和故纸尘堆中的历史文字。历史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我在故宫修文物》等实现了“影像”与“实物图像”对历史的双重建构，电影语言及独特的表现手段赋予了当代图像证史、形象史学、图像史学、影像史学更开阔的历史阐释空间。
让图像史料走出历史的象牙塔，让图像所阐释的往昔被大众理解与接受，促进历史知识的大众化传播，深化图像的历史教育功能是图像证史研究在新时代更新与发展的需要与必然趋势。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