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明定陵发掘往事，郭沫若当年秘书说出挖陵起因，与所传完全不一样

明定陵发掘往事
本文作者倪方六

这篇“梧桐树下戏凤凰”头条号，来说个老话题，关于明十三陵中定陵的考古发掘。因为，现在网上所传、甚至一些书籍中，讹传多多，人云亦云。
说到明定陵，关注考古的网友应该再熟悉不过了，这是1949年后国家主动发掘的第一座帝陵，也是迄今唯一一座主动发掘的帝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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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陵

当初怎么想起发掘明定陵的？
众所周知的说法是，原定发掘明十三陵之首陵——成祖朱棣的长陵，出于稳妥，决定先试掘一座规模小点的明陵，以摸索和积累经验，于是阴差阳错地选中了神宗朱翊均的定陵。
这个说法没错。但是，决定先试掘的明陵最初并不是定陵，而是世宗朱厚熜的永陵。在吴晗给国务院秘书长的信中，他给出了这样的理由：
“根据勘测结果和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先在永陵（规模比长陵小，一部分地下门道已露出地表）进行部分试掘，深入了解陵墓结构、地形和安全情况，取得经验，以便拟定开发长陵的详细计划和编制概算，经国务院批准后，再正式进行长陵的发掘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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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吴晗的信中可以看出，试掘永陵的理由有两点：一是规模比长陵小，二是地下墓道已暴露。
实际上，永陵的规模很大的，并不小，且并没有暴露墓道。
尔后，改试掘定陵——定陵仿永陵而建。
而改掘定陵，也是吴晗的“误判”。
时北京市文化局组织考古人员，对长陵及整个十三陵区进行了一番调查。在勘测定陵时，发现封土围墙南侧外墙皮有几层砌砖塌落，里面有砖砌券门的迹象。这一重大发现，被误认为是定陵的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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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永陵

吴晗获悉后信以为真，决定试掘定陵，并于1956年4月2日写信给郭沫若，汇报了此事。
1956年3月28日，吴晗代表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召集有关部门会议，讨论了明十三陵开发的问题，指定北京市文化局文物调查研究组先行调查，选定试掘对象。
调查组派人了3天，在进行了两天的调查后，北京市文化局给北京市政府出了份《北京市文化局关于开发明十三陵的试掘意见》，报送时长陵发掘委员会成员之一的王昆仑副市长。
“意见”并不支持试掘定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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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定陵地宫

理由归纳起来有这么三点：
一是定陵墓道并没有暴露，虽然定陵封土围墙西南隅露出有券门，但并不是墓道，很可能是运土的券门。
二是神宗统治最久，长达48年，其陵墓规模很大，不适于试掘。
三是定陵距长陵较远，又隔一道河滩，如果夏季山洪暴发，交通不便。
北京市文化局建议试掘明仁宗朱高炽的献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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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也有这么三点：
一是献陵营建时间离长陵最近，陵墓内部建筑结构和祭祀制度变化较小，对长陵的开发可提供正确
的材料。
二是明仁宗在位时间很短，陵墓不大，便于发掘。
三是用工方便，献陵距长陵最近，便于和十三陵管理处联系，将来正式发掘长陵方便。

最后还特别强调了一点——“十三陵中（长、景、永除外）明楼、方城、围墙的保存，献陵比较完整（定陵情况和献陵差不多），发掘后，修复开放，所费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