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侗$艺镜I 观《大刀王五》重新认识北京“武”文化

12月18日、19日，北京京剧院新编武戏《大刀王五》在长安大戏院上演。
这出戏主要围绕北京历史文化名人“大刀王五”的生平事迹进行创作，描写了在清末“戊戌变法”历史时期，“大刀王五”忠肝义胆、救亡图存，终成一代豪侠可歌可泣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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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京剧院院长刘侗在之前曾谈到，京剧艺术发展至今经历了231年的壮阔历史，其中武戏作为“半壁江山”，伴随了京剧的发生、发展、成熟全过程。现今京剧舞台上新创剧目中武戏匮乏，而北京京剧院有责任、有义务在当下重振京剧武戏。
事实上，如果跳出“京剧”这个层面，而站在“北京文化”这个层面去观察和认识《大刀王五》的创排时，我们会发现它对于我们重新和全面认识北京文化，挖掘北京传统文化中“武文化”及其背后的文化精神与意义，是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的。
北京京剧院希望借助这样一出新编武戏来扭转中国京剧“重文轻武”的局面，而对于北京文化的保护者、传承者、研究者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能否借助这出新戏的创作、演出、传播来重新全面认识北京传统文化，挖掘北京传统的“武”文化，恐怕其中也是大有学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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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的背后是一种文化品格与精神
德胜门、宣武门、安定门、佟麟阁路、赵登禹路……从这些地名之中便可以感受到北京与“武”之间的关系：武源于争斗，继而战争，北京三千多年的历史，演绎着一出又一出的抵御外虏、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
远的不说，就说从于谦退兵到佟麟阁赵登禹抗日，有多少人以身捐躯，留得清白。可以说北京城存在的本身，就是一个民族其爱国主义精神的象征，是一种救苍生于水火的爱国情怀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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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间，生活在北京的老百姓也有着一种急公好义、侠肝义胆的品格和精神追求。普通老百姓爱听武侠类的评书，痴迷于武侠英雄：从《三侠五义》到《雍正剑侠图》，从锦毛鼠白玉堂到童林童海川……老百姓为什么喜欢这些人物，归根结底，就是这些武林人物除恶扬善、扶危济困。
而王五的身上，融合了上述两种“武”的精神与品格，下为黎民百姓，穷苦大众，上为国家前途，抵抗列强，尽显“侠之大者”四字。就像北京京剧院院长刘侗所说的, 就像刘侗所说，《大刀王五》不仅是武侠人物，更是有爱国主义家国情怀的爱国志士。我们的近代革命始于戊戌变法，而王五则是为其保驾护航的人物。百日维新的艰难过程中，大刀王五所做的已经超出了一个镖师的社会责任，是历史上光辉灿烂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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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武”相济避害趋利
长期以来，人们对北京文化有一种误区，那就是北京文化属于士大夫文化，强调“文”，注重“雅”，实际上北京的文化，在呈现形式上，也总是“文”“武”相济，相互成全。就如同谭嗣同与王五之间，相互扶持，相互成长。北京的文化，没有“武”，文则柔弱无力，软绵绵，如慈禧垂帘下的同治、光绪；没有“文”，武则浑浑噩噩，一勇之夫，暴戾十足，不过是《定军山》里的夏侯渊而已。
【刘侗$艺镜I 观《大刀王五》重新认识北京“武”文化】仅京剧而言，从谭鑫培起就有了“文戏武唱”之说，从杨小楼起就有了“武戏文唱”之说。谭鑫培本来就是武生出身，改为老生，虽然其嗓音被时人形容为柔糜，并称为亡国之音，但其实他的武戏和武术功底，让他演的戏并非柔糜而更有豪迈硬朗之气，因此并不能只听《卖马当锏》“店主东……”或者《乌盆记》里的“未曾开言……”而不说《定军山》里的黄忠、《翠屏山》里的石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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