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国之重器”，商周青铜器凭借的不仅仅是重量( 三 ) 重器|青铜|毛公鼎|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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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觥是用于盛酒的礼器。图为凤纹牺觥，商代晚期，上海博物馆藏
其次，器形上讲，周代青铜器继承商代，但其中出现的新的组合变化，则反映了商周人群在观念上的差异。商代青铜器按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三个时期，呈现逐渐增多的趋势，殷墟所见铜器，在二里岗时期基本都已现身，其中既有对后世影响巨大的烹煮器鼎、鬲、甗和食器簋、豆，也有觚、爵、尊、卣等酒器、盛水器，以及兵器、工具等等。到了殷墟时期，除了出现了方彝等新型酒器，在其他器物中，圆鼎、方鼎都出现了胎壁变厚的情况，国博所藏子龙鼎、后母戊鼎是其中的代表。
西周继承了商代晚期的器物类型，数量增长的同时，种类有所变化。具体来说，从周初开始烹煮器和食器主要是鼎、簋、鬲、甗，尤其是鼎和簋作为固定礼器组合出现的频率有所提高。这也是这两类器型通常作为铭文载体而为我们所常见的原因。商代流行的豆渐少，但出现了新型的簠，乐器则出现了钟。另外酒器方面，觚、爵、尊、卣等器物类型在周代基本保持不变，但数量已经较商代大幅减少了。其原因大概如《尚书·酒诰》所言，“无彝酒；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 。周王为了避免重蹈商末贵族酗酒荒政的覆辙，不但发文强调禁酒，还在大盂鼎等器的铭文中屡屡提及，给人留下极深印象。而且，随着西周中期向后期的发展，当年一度流行的觚、爵、角、斝、尊、卣、方彝等酒器竟逐步淡出了历史舞台，大型酒器方面只有壶保留了下来，使后人对商末景象不禁产生无限的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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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从纹饰上看，商周之间同样存在继承关系。商代广为流行的饕餮纹、夔纹和鸟纹等主要纹饰基本都延续到了西周早期（只是细节上而言，鼎、卣等器物上的扉棱较先前更高、也更显著），这造成了两者之间较难区分的情况。幸运的是，大多数时候，周代青铜器内的铭文通常起到了断代的作用。
不过，两者之间同中有异，变化也在悄然间发生。西周青铜器足逐渐改变了商代粗壮的柱足、扁足样式，朝着模仿动物足部的蹄足方向发展。而鼎、鬲、甗等容器的腹部深度和前代相比也变得较浅，器壁也变得愈薄，不如之前厚重。
到西周中期开始，纹饰方面的变化则变得更为显著。首先，纹饰由繁复变得简约，饕餮纹等特征鲜明的动物形象淡化。一个原因可能是，周代制作者对前代生动而具象的鸟、兽动物开始变得陌生，在追求仪式化的过程中，变得神似而非形似。其次，基于同样的道理，用于装饰的细密雷纹等地纹也被省略，到更晚的时代基本不用。此处的变化则与大量铭文的出现存在因果关系，因为复杂的地纹可能会对铭刻文字造成影响。其三，则是西周窃曲纹、重环纹等简单而重复的纹饰，在西周中后期的青铜器中大量出现。它们或简化自夔龙纹，或取自龟壳鳞甲，用于器物表面装饰填充。按照李学勤的说法，这种变化“可能是礼制的宗教色彩减弱，逐步走向仪式化的一种表现” 。从总体上讲，也基本符合装饰纹样在历史上不同阶段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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