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裴(裴松之)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 , 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 。 说是诸葛亮还没出山之时 , 就在读书充电的方法上 , 显露出与众不同的个性化特色来 。 他的三位书友 , 徐庶、石韬、孟建 , 读书方法都奉行四个字“务于精熟” 。 不仅读得精 , 还要读得熟 。 用现今流行的话来形容 , 他们都是“精熟哥” 。 唯独诸葛亮不然 , 他奉行的是另外四个字“观其大略” , 可以叫作“大略哥” 。
“观其大略”的准确含义 , 是注意观察吸收书籍当中的重点和精华 。 此处的“大”是重大的大 , 也就是书中的重点;而“略”是战略的略 , 也就是书中的精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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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之下 , “务于精熟”的“精” , 是精细的精 , 是指书中的细节 , 这就与“大略”的“大”正好相反;而“熟”是熟悉的熟 , 对书中的所有内容都要烂熟于心 , 这又与大略的“略”完全不同 。 那么问题就来了 , 为何互有交谊的同一批年轻书友 , 会在读书方法上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呢?
原来 , 这与当时的教育体制密切相关 。
当时的人才选拔 , 以孝廉科目为主体 , 儒经考试为中心 。 孝廉的选拔 , 由各郡的行政长官 , 按照每二十万人口推举一人的比例进行 , 以品德上的孝顺、廉洁为标准 。 入选的孝廉 , 照例要集中到京城洛阳参加考试 , 合格者就能进入官员的预备队伍 。 考试考什么?照例是考儒家的经典 。 从众多的儒经当中 , 任意抽取一小段 , 要求考生进行阐释和论述 。 如果对儒经不能从头到尾读得滚瓜烂熟 , 就有可能面对题目不知所云 , 只有交白卷的份儿 , 当官的美梦就完全破灭了 。 于是乎把儒家经典从头到尾读精再读熟 , 就成为读书人无形的指挥棒 。 至于这种“读死书、死读书”得来的“死知识” , 对于个人素质的提高 , 能力的增强 , 究竟有没有作用 , 有多大的作用 , 那就统统不管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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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了以上的大背景 , 再来看两种读书方法的反差 , 就容易理解了 。 徐庶等三位“精熟哥” , 因为个人志向与诸葛亮完全不同 , 未能跳出传统体制的束缚 , 所以还在走东汉教育的老路 。 由于当时这种死板的读书方法 , 大多只能培养出等因奉此、循规蹈矩的行政官僚 , 比如州刺史和郡太守 , 所以孔明先生才会对徐庶等三位学友说:“卿三人仕进 , 可至刺史、郡守也 。 ”
至于诸葛亮的远大志向 , 则是要当一个文武兼备的军政栋梁 , 所以他才自比为先秦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管仲、军事家乐毅 。 他所需要的知识 , 必须能够充分满足自己未来担当军政大任的实际需要 , 包括历史观、大局观方面的战略指导 , 治国、治军方面的重大借鉴 , 前人发现和解决社会热点问题的有效方法和宝贵经验 , 如此等等 。 要想适应这样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志向需要 , 传统的“精熟”方法显然就很老套、很落伍了 。 经过一番主动的明智选择 , 他的新方法就应运而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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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当时的荆襄一带 , 社会相对安定 , 所以有大批学术文化精英聚集 , 形成后世所谓的“荆州学派” 。 这个学派提倡简明扼要的新学风 , 反对东汉繁琐零碎的老学风 , 刚好与他的志向相吻合 。 加之荆州学派的领袖 , 即水镜先生司马徽 , 又是与他关系亲密的尊长 。 凡此种种 , 也是客观上催生这位“大略哥”的优质文化土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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