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泽玖
（浙江丽水学院）
近、现代书法史上，沈曾植与王遽常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师徒相承，各具风貌，影响深远。
沈曾植(1850——1922)，字子培，号乙庵，晚号寐叟，浙江嘉兴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历官总理衙门章京等职，学识渊博，被誉称”清末大儒”。在中国书法史上，他是清末民初杰出代表。他于书法，早年纯从帖学出，得笔于钟繇、欧阳询、黄山谷、米南宫，其后取法黄道周、倪元璐，并由帖入碑，上溯甲骨、金文，下探唐人写经、流沙坠简，无所不取，无所不用，终熔南北书流于一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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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曾植既精于帖学又谙碑版，故其书学思想表现出“碑帖互补，南北会通”的旨趣。其在《敬使君碑跋》中云；“此碑运锋结字，剧有与定武《兰亭》可相证发者。东魏之书人，始变隶风，渐传南法，风尚所趋，正与文家温、魏向任、沈秉中作贼不异。世无以北集压南集者，独可以北刻压南刻乎？”又在列述六朝墓志时，述及隋《杨历碑》云“书道至此，南北一家矣”。可见，他以东魏之书吸取晋人笔意而下开欧、褚为例，说明其书学观既不鄙薄南帖也不轻视北刻，且认为南北两派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并最终融为一体。
沈曾植在论及篆隶行楷关系时认为：“楷之生动，多取于行。篆之生动，多取于隶。隶者，篆之行也。”“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故夫物相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可见，沈曾植不但主张“碑帖互补，南北会通”，还要兼通各体。
沈曾植隶书联“惟德就官民无气疾，以礼治国道在五常”，正印证了沈曾植上述书学思想。此联古健奇崛，雄肆万变，不落窠臼。“惟德就”、“以”、“治”、“道”等字，参用篆法，古意顿生。“官”、“气”、“治”、“在”、“五常”等字，隶篆相融，姿态奇出。上联“惟德就”与下联“治国道”上体重心略微右倾，体势飞动，险相环生。同时，“官民无气疾”与“在五常”数字，下部重心右摆，使整联跌宕起伏，却又稳如泰山，真乃拍案叫绝。“气”字末笔之短，“道”字捺画之长，且一轻一重，一上挑、一下拽，皆出人意料。此联用笔，方圆兼施，刚柔并用，提按相间，逆势而行，熔篆籀、汉隶、北碑、章草于一炉，朴茂古拙，纯以神行。
作者落款钤印位置尤为出奇，在下联左上部即中心线拐点处，如此处理非但不会破会整体章法，反而使下联重心起伏有个支点，起了稳定重心的作用。沈曾植独特书风，曾熙可谓切中要害：“叟读碑多，写字少。读碑多，故能古；写字少，故能生。古与生合，妙绝时流。”书法强调变化，抒发胸中之奇，几忘纸笔，心行而已。沈曾植碑、帖并治，个性强烈，为书法艺术开出一个新的境界。沈曾植的书法艺术影响和培育了一代书法家，为书法艺术的复兴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于右任、马一浮、谢无量、吕凤子等一代大师皆受沈书的影响，其中沈曾植的同乡王遽常受其影响最著。
王遽常(1900——1989)，字瑗仲，号涤如、玉树堂主、欣欣老人等。1919年考入无锡国学馆，曾执教于无锡国学专门学院、暨南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中文系、哲学系任教，是一位精通哲学、史学、文学的大学问家，亦是当代杰出的大书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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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遽常早期刻苦临习欧书、《二爨》及北碑诸名帖，打下厚实基础。1918年正式敬拜沈曾植为师，受其影响专攻章草，全心临写《月仪帖》、《出师颂》与《急就章》等帖。解放后，王遽常在复旦大学教学之余，深入研习《居延》、《敦煌》、《流沙》诸简，同时对《毛公鼎》、《大孟鼎》、《散氏盘》、《封龙山》、《孔庙碑》等篆隶名品都下过苦功，综合考察篆书、隶书、章草的形态规律和内在联系。在创作上，他广泛吸取其研究成果，篆隶的古朴厚重，汉简的灵动多姿皆融入其笔下。进入晚年，王遽常的章草艺术终独树一帜，形成老辣恣肆，苍古雄劲的个人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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