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众&宋代唱和诗歌文化研究( 二 ) 岁月|人间小团圆

北宋众多的处士诗人们通过各种联络方式，曾经建立过一个被官员诗人遮蔽而不为古今人熟知的唱和网络。处士创作总体实力在北宋各个时段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随着处士诗人数量增加与创作实力增长，到徽宗党禁时期，蛰伏民间的江西“派家”与“乡里诸君子”唱和往来，俨然形成了超过当时官员唱和网络的态势，诗坛至此渐非“士大夫的专场”，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处士及其他非士大夫诗人的天下。北宋诗人队伍中官员与非官员结构比例，实际上一直在发生着变化。
北宋游士虽数量不少且引起了官方关注，但尚未形成一个足以影响其他社会阶层生活的新阶层。南宋孝宗以后，“什百为群”的游士，已然成为士大夫乃至朝廷官方的对立面，成为政治、军事、经济、法律、科举等社会问题的参与者与评议者。当时游士们通过各种方式特别是利用舆论手段到达威慑朝廷、官员的目的，甚至能够动摇一点官方立场、影响官方决策，产生了其他非官员阶层从未发挥出的社会能量，在当时可谓一股新兴的政治力量与社会力量，这无疑意味着游士阶层在南宋中后期的崛起。游士自视为士人阶级并努力向士大夫靠近，但其社会身份却更接近庶民。游士阶层介乎士大夫与庶民之间的中间游移性质，使其诗歌成为传统文体大幅度变革的载体，成为南宋文化转型以及文学转型时期一个士庶交接、雅俗杂糅的文学形态，成为俗文学冲击下雅文体之俗化达到临界点的标本。尽管没有游士之间群体唱和的诗歌保存，但这并不能说明游士之间从未发生过群体唱和。故乡与他乡的里中诗社，以及各地的养士纳士之所，都是游士的聚集地及交往唱和平台。这些非虚拟空间的存在，曾为游士群体唱和提供了充足的可能。就现存文献考察游士们交游唱和方式基本属于一对一式的个体联系，但是他们在游走各地中不断交游唱和，个体唱和圈又彼此交叉错综，联结成一个游士唱和网络。在遭到士大夫乃至整个社会比较普遍的歧视之时，交游唱和就成为游士之间社会身份相互认同的有效手段，他们在唱和中认同彼此的“湖海气”与游谒生活方式，寻求到集体归属感，并为自身所属的阶层定位，甚至有意识建立与士大夫不同的“山家”礼仪文化。
与俗众相比，方外之士是士人社会中颇为特殊的阶层。在宋代宗教政策下，方外也像方内一样具有管理等级系统，参与唱和的僧众既有僧官也有普通僧人，僧众的诗歌唱和多数是俗众的翻版，但随着僧众创作实力及自信心增强，僧众的内部唱和越来越有个性，最后形成了教禅唱和规模形态。宋代僧众的诗歌创作远比道流的诗歌创作兴盛，僧众之间的酬唱也比道流之间的酬唱兴盛。僧众之间唱和频率提高，规模也逐渐扩大，到南宋后期基本形成了他们自己唱和方式与话语系统，这个系统附着或结合着自足的佛禅思想，足以与士大夫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话语系统抗衡。《无象照公梦游天台石桥颂轴》就展现了僧众唱和的力量与特性。
两宋道流将道教文化与民间口诀歌谣结合产生的歌诀作为师徒传道、后辈释道、同辈论道的酬唱载体，丰富了酬唱的话语和形态；道流是极具想象力和灵异能力的群体，他们创撰的故事性众仙真唱和，其过程仪式与方式既是对现实世界唱和的模仿，又是富有创造性趣味性的虚拟唱和，点缀了两宋日益理性化的唱和世界；道流之间的赠答联句，在保留传统“仙真化”的同时，更展示出道流生活与形象日渐俗世化、现实化的一面，在交际对话间再现了两宋道流较为真实的生存与生活状态，而且显现出他们的方外个性、才能与精神境界。道流之间的唱和相对薄弱，尤其是从现存文献看，道流之间唱和没有形成较大规模，但道流的仙真化以及世俗化唱和，呈现最大化的内部交流信息，让更多的人了解到道流的想象世界与世俗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