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局&文汇学人｜喻军：“国史非公莫知”——黄宗羲与《明史》文化公园|历史文化|红星新闻记

【史局&文汇学人｜喻军：“国史非公莫知”——黄宗羲与《明史》】去余姚探访王阳明故居、朱舜水纪念堂及四先贤碑亭等人文故迹，也不忘驱车至城东南化安山下，凭吊一代学术大师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黄宗羲晚年建龙虎山草堂于化安山，专事读书著述。这处墓地，则是他79岁时在山间自觅的生命归宿。
黄宗羲是明末所谓坚操劲节者之一。他年轻时曾入京为父（黄尊素，东林党人，为弹劾魏忠贤及客氏，被陷害致死）伸冤，在公堂之上以铁锥刺戳仇人，可见刚烈。明亡之际，他投身反清复明斗争，于四明山结寨聚义，亦曾追随鲁王于舟山一带与清军作战，因兵力不足，专程赴日本乞师，未果而返。后福王、鲁王几个小朝廷接连被灭，他眼见复明无望，虽兴叹于逝水，却立志于藏山，奉母回乡后，从此隐居化安山中。他从30多岁直至终老，始终恪守胜国遗民的节操而坚不出仕，弟子全祖望称其“终保完节”“故当大书以彰苦节”。但黄宗羲和新朝主使《明史》一事却有很深的瓜葛。为此，还遭到一些学者大家的讽议，比如被列为清代文字狱之首的当事人、学者吕留良及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等人，皆曾以“守节不孙”“晚节诚可多讥”而加以贬抑。

明清嬗代之际，遗民阶层的很多文人或颓放曲蘖，极意声伎；或修撰文辞，以求不朽，一股私撰明史的风气应时而起，如张岱《石匮藏书》、谈迁《国榷》、查继佐《罪惟录》和潘柽章、吴炎《明史》等。还有一些达官贵人为留名后世而采摘他人学术成果，如浙江学政佥事谷应泰延揽部分学人以谈迁、张岱史著为蓝本修成《明史纪事本末》；还包括所谓“留心国史三十年”、人称“虞山尚在，国史犹未死也”的文坛领袖钱谦益，在明朝即有《国朝群雄述略》《太祖实录辨证》等史著，晚年更醉心于明史的撰修。可惜他辛辛苦苦、博询旁稽写成的一百卷史稿，竟毁于绛云楼的一场火灾。
《明史》乃清代官修的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336卷，规模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其修纂之久、用功之勤、编撰之精却大大超过以前诸史。清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说：“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而这些成果的获得，若无史学大家黄宗羲所作的贡献，恐怕会逊色几分。
黄宗羲对《明史》的参与，是他文化责任感的体现——修史岂独一朝一代之事。他曾以元末危素的事迹举例，袒露心迹：“元之亡也，危素趋赴报恩寺，将入井，僧大梓云：国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国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后修《元史》。”不妨再举例：黄宗羲拒征不仕，却让儿子黄百家和弟子万斯同等入京修史，并将家传的史学札记《大事记》与自己的史学著作《三史钞》相赠，以备所需。梁启超曾言：“他虽不应史馆之聘，然馆员都是他的后学，每有疑难问题，都是咨询他取决。”正是得到黄宗羲的首肯，黄百家等人才能心无旁骛地投入《明史》的修撰。他们不抱功利目的，而是秉持和尊奉师长教导行事，“惟恐众人分操割裂，使一代治乱贤奸之迹，暗昧不明耳”。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号石园）崇尚气节，绝意仕途。他博通经史，还广游历，考旧史，旁及郡志，但凡水利、地理、河渠、人物、年月等如数家珍。他在修史过程中不要名衔、不领俸禄，只以学人的身份参与，却担着审定、校订史稿的干系。如此无私奉献，神似乃师之风，也得到史局总裁徐元文及继任张玉书、陈廷敬、王鸿绪等人的交口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