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局&文汇学人|喻军:“国史非公莫知”——黄宗羲与《明史》( 二 )


《明史》在体例、结构、史实等方面,无不渗透一代史学奠基人黄宗羲的智慧和心血。在修史过程中,史局每遇重大学术疑点或悬案,总要千里贻书,向远居余姚化安山的黄宗羲请教,所谓“乞公审正,而后定其论”。他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大多被《明史》采纳,如《明史·太祖本纪》依照黄宗羲的建议,不避讳朱元璋曾奉韩林儿为主的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另外,《明史》不依《宋史》旧例,而是以“儒林传”替代“道学传”,也是黄宗羲出的主意,等于对推崇理学而贬低心学的学术思路做了匡正,为此他还专门写下《移史馆不宜立理学传书》以一锤定音,至于“历志”“地志”等都以黄宗羲相关著作如《今水经》为依据。

黄宗羲对《明史》做了如此多的贡献,表面上是配合清廷,实际上是对清廷修史存有一百个“不放心”,无非希望藉此为故国史的编撰“保驾护航”,以免沦入他人之手后,整出一套与史实相悖甚而面目全非的“记史”而有辱前朝、贻误后人。从他在万斯同修《明史》即将赴京时的赠别诗“四方身价归明水,一代奸贤托布衣”中也能看出,他心心念念的,仍是对弟子此去还原历史真相的殷殷相托之情。
“善言古者,必有节于今。”吕留良等人认为黄宗羲“晚节有疵”,未免有非白即黑、过于苛刻之嫌。再举一例,万斯同进京修史时,黄宗羲以诗提醒:“不放河汾声价倒,太平有策莫轻拟。”希望弟子此去,莫要讨好清廷,无须建言献策,足见黄宗羲的内心深处泾渭之分明。
黄宗羲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病故,病危之时,晓谕家人:“我死后,即于次日舁至圹中,敛以时服,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就连烧纸钱等也一概不许,家人一一照办。临终前,黄宗羲诗云:“筑墓经今已八年,梦魂落此亦欣然。莫教输与鸢蚁笑,一把枯骸不自专。”如此洒脱的人生态度,已然进入大化之境了。至于他的学生万斯同,晚年声誉日隆,但双目失明,只能以口授的方式著作、指导后学,因长期劳累,后于《明史列传》甫脱稿而尚未订正之时,卒于曾任明史馆总裁的王鸿绪京邸,时年65岁。万斯同以一生布衣的身份,沉潜史局二十余年,耗尽毕生精力,道风人格,堪为楷模。


作者:喻军
编辑:陈韶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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