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格&对马勒最好的纪念：听他，听他，听他( 二 ) 节气|小朋友们|冬至|习俗|拐里

以阐释马勒音乐著称的指挥大师伦纳德·伯恩斯坦，曾先后在指挥家库塞维茨基和参议员伯比·肯尼迪的葬礼上指挥这个乐章，将它与死亡主题相连。在捷杰耶夫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的马勒第五交响曲录音中，小柔板乐章的时长为10分35秒，音乐呈现出平缓的流动感；他2016年在国家大剧院指挥马林斯基交响乐团演奏这个乐章时，速度与时长与伦敦演出高度接近，为10分22秒。俄罗斯音乐家在马勒起伏的旋律中注入了热切而真挚的情感，并未刻意表现音乐究竟是爱的表白抑或死亡写照。
马勒不会想到的是，在他辞世半个多世纪后，意大利著名导演维斯康蒂将他的第五交响曲的这个小柔板乐章用在了电影《魂断威尼斯》中，使得这个乐章成为电影配乐，由此也影响了无数人对这个乐章的印象和理解。这部根据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中篇小说改编的电影，将小说主人公的身份由作家变为音乐家，于是，古斯塔夫·阿申巴赫也就几乎成为古斯塔夫·马勒的化身，而马勒音乐作为背景音乐，也就更强化了这一点。
而这部电影的情节是在疫情下的威尼斯展开的，影片后半部分，随着疫情由隐讳的话题变为公开，游客们纷纷离开威尼斯时，阿申巴赫却不顾危险仍追随波兰一家人在威尼斯的街巷间行走，萧条的气氛，燃烧的火堆，这幅疫情笼罩的景象被维斯康蒂镜头中的画面和马勒的小柔板所渲染。对于并不知道音乐背景的观众而言，马勒的音乐与电影画面，与威尼斯的疫情有着高度自然的融合，那是最好的电影配乐才能拥有的传神效果。其实，即使对马勒的这个乐章熟稔于心的人，在看《魂断威尼斯》时，也很难将电影画面与马勒的音乐剥离开来。但是，马勒的音乐与《魂断威尼斯》、与疫情是如此的不相干！
马勒音乐的“被表现”，难道不是对马勒创作初衷、对马勒希望表现的内涵的南辕北辙式的误读？托马斯·曼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文艺作品的成功经常有赖于误读，但如《魂断威尼斯》这样的误读是不是逾越了音乐接受的边界？
复杂的马勒：以语言解释音乐有用吗
与“误读”相关的，是马勒音乐代表的复杂、多面与多义。关于他的音乐是否过于复杂，超过人的聆听理解能力的怀疑，从很早就开始。
巴赫为教堂创作康塔塔和受难曲时，经常刻意以复杂的音乐引起听者的注意，屡屡引起教会方面的不满，因为他的复杂音乐干扰到了牧师布道。歌德作为巴赫音乐的热爱者，将巴赫的赋格曲比喻为“被光照的数学题”。当代德语文化界颇负盛名的迪特·博希迈尔教授在其2018年秋中国讲演录《什么是德意志音乐》中，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歌德将巴赫的赋格类比成数学题并非为了贬低巴赫的赋格。无疑，他用了‘被光照的’一词，意味着庆典式的照明与启明，也就是说，虽然这些赋格作品呈现出数学般的抽象的简单，却突然融合并产生了与数学相抵触的东西——诗意。”
巴赫的赋格并不简单。赋格在很多人心目中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德国在音乐上的“专享”，对于将旋律与音乐视为同义词的音乐爱好者，赋格中的数学远多于音乐——有的赋格中甚至就不被认为有多少音乐含量。德国音乐家罗伯特·舒曼曾写下这样一段很难分清其中戏谑和辩护成分的文字：“有位性格急躁的人（他目前住在巴黎）对赋格曲下了个定义，大体上是这样的：赋格曲乃是一个声部逃避另一个声部，而听众在所有声部前面抱头而逃的乐曲。”
歌德从巴赫的赋格中听出盎然诗意，但对于他同时代音乐家贝多芬的音乐却并不亲近，原因之一是他怀疑音乐是否已经逾越了人类听觉的界限。贝多芬的音乐，如他的第五交响曲，确实被同时代人视为“难以描述的深奥和壮丽的C小调交响曲”，因而，需要像作家、作曲家和评论家E.T.A.霍夫曼这样的理解力和想象力出众者为贝多芬交响曲“编故事”，起到“导赏”作用。后世干脆将这部交响曲与“命运”相连，无论音乐研究者如何提醒今天的听者“命运”的标题其实是伪标题，但听众大多置若罔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