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熙|“入古”与“出新”，曾熙书法对当代书坛的启示书法|曾熙|书家|创作|当代|书坛

曾熙是张大千的老师，曾与吴昌硕、黄宾虹等齐名，可谓名噪一时，然而如今，甚至不少书法专业的学生都不知其名，这种境况与百年前形成了鲜明反差。事实上，曾熙在书法艺术上“入古”的毅力和“出新”的魄力值得当代人敬畏和深思。
今年适逢曾熙诞辰160周年，《曾熙书法研究》近日出版，可算作国内第一本曾熙书法的研究专著，《澎湃新闻·艺术评论》经作者授权节选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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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熙像
在研究曾熙书法之初，面对着尚待解读的大量曾熙书作，我一直在思索：曾熙曾与吴昌硕、黄宾虹等书画大师一道被誉为“海上四妖” ，可谓名噪一时，而如今不仅未受到大众和市场的追捧，甚至不少书法专业的学生均不知其名，这种境况与百年前形成了鲜明反差。那么，他的书法艺术是否真有摄人心魄的魅力呢？他的书法艺术是否能给当代学界带来有益思考和研究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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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熙（前排中）与张大千（后排右一）、王个簃（后排中）等友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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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熙、张大千合作山水立轴
随着研究的展开，之前一直困扰我的疑云也逐渐散去，一个明晰而立体的书法家形象逐渐浮现在我的面前。并且，笔者通过研究觉察到曾熙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书法家，还集传统士人、近代教育家、书法理论家、画家等多重身份于一体。我们从曾熙的书法研究中，能窥探到那个时代的书法价值观和审美风尚，甚至能透视到当时艺术家群体创作的心理动态，进而复原那个时代真实的艺术生态。那么，曾熙的书法研究对于当代又有多大意义呢？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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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熙篆书五言联
首先，曾熙在书法艺术上“入古”的毅力和“出新”的魄力值得当代人敬畏和深思。这种“入古”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入古”之方向。在曾熙在碑学风气笼罩且每况愈下的时代背景下，对“循古”和“入古”有着准确的定位，他直接以三代两汉篆隶为源头，对当时碑学书法特崇北碑的风气进行批评和修正，体现了独到眼光。进而，他提出 “求篆必于金，求分必于石” ，“以篆笔为分，则分古；以分笔作真，则真雅；以真笔作行，则行劲。物有本末，此之谓也”的学书思想，体现了一个成熟书家的系统意识；二是“入古”之全面。曾熙为了破解贯通各体的艺术密码，对整个金文系统进行了全面的梳理和创作实践，进而将大篆的审美意象和从中提炼出来的“颤笔”笔法融通到各体中去，既练就了屈铁断金般的笔墨功夫，又丰富了各体的艺术感染力，为书法创新打下了基础；三是“入古”之深入。曾熙并未在古篆分隶的笔墨畅游中浅尝辄止，而是深入其笔法和精神气质的内理，寻找出不同书体和风格间“一以贯之”的共性规律。在“出新”方面，曾熙以古篆笔法为源泉，将其改造成更加抒情写意的以“顿挫提转”为内核的“颤笔”形态，运用到篆、隶、楷、行、草等各体中，以“质”带“妍” ，刚柔互动，因此其楷、行书也透着古雅清逸之气。尤其是他的行草书由于借鉴了大篆的线质，因此较之取资北碑的沈曾植、康有为等书家更加流畅，在流美、浮滑的行草书风盛行的当代语境下，极具借鉴意义。可以说，他的这种尝试既改变了碑学的传统面貌，又为碑帖融合的实践注入了新的活力。曾熙笔法上的这种创造性实践，在今天的碑学书风中仍被广泛借鉴和演绎，但能像曾熙一样潜心“入古”的书者少了许多。著名画家李可染曾提出 “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 ，虽然当代书坛仍在呼吁“入古”和“出新” ，但是往往容易出现急于“出新”而“入古”不够和为“古”所缚而创新不足两个极端，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向以曾熙为代表的民国书家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