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用|美国作家琼·狄迪恩去世，曾用超乎寻常的勇气直面人生重创( 三 ) 加州|曾用|勇气|气候|写作|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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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狄迪恩与丈夫和女儿的合影。丈夫John Gregory Dunn于2003年去世，一年半后，她又失去了自己的女儿。
然而狄迪恩对这些表层事实不感兴趣。她关心的是露西尔·米勒，这个曾经天真却野心勃勃的外来者，在一个不详的村庄老去，为了爱和金钱不择手段，却遭到情人背叛。她身上充满欲望，正是这欲望让陪审团对她心生憎恶，也让全镇对案件予以空前瞩目。米勒案开庭当天，狄迪恩如同等待已久的纪录片导演，将镜头对准旁观人群，缓缓扫过：

“一九六五年的一月十一日，南加州的天气明媚温暖……卡特琳娜岛仿佛漂浮在太平洋的海平面上，空气中飘着柑橘花的香味……一名靠退休金过活的七十岁老人，开着自己的旅行轿车，以五英里的时速，开过加迪纳的三个扑克馆，把三把手枪和一把十二号霰弹枪里的子弹全部射进窗户，打伤了二十九个人……再往北一点，有个十六岁的孩子从金门大桥上跳了下去，活下来了。 ”
“与此同时，在圣贝纳迪诺县法院，米勒案开庭了。来了很多人，挨挨挤挤，法院的玻璃门都被挤碎了……大家早上六点就开始排队，女大学生们一整晚都蹲守在法院，带了很多全麦饼干和低糖饮料。 ”

在最狭隘的层面上，这段描写对案情毫无意义。但直觉告诉我们，它和米勒案息息相关，因为“没有人是一座孤岛” ，一个人的快乐可以是另一个人的痛苦。露西尔·米勒被判有罪后，她忠诚的捍卫者桑迪·斯莱格尔尖叫道， “你们每个人都是杀人犯” ，而经过长镜头洗礼的我们知道，桑迪说得不全对，但也不全错。上帝狄迪恩仿佛在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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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想之年》，译者：陶泽慧，版本：新经典|新星出版社2017年1月
怜悯的最高形式可能是讽刺。这点在《拉斯基同志，美共马列分会》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篇不足六页的短文是对主角迈克尔·拉斯基的人物速写，寥寥几笔，勾勒出一位信仰马列共产主义的洛杉矶青年的形象。时值1967年，麦卡锡主义的热潮已退去十年，曾在美国盛行的共产主义式微，拉斯基这样的青年已成为少数派。他坚定的热情与实际的影响力形成巨大反差， “五一劳动节他组织的游行只有寥寥十几人参加” 。然而狄迪恩喜欢这位患有轻微被害妄想的青年，喜欢他与世界的格格不入，喜欢这种“因为非常尖锐的恐惧而投身于注定失败的极端事业中的人” 。
她将这样的欣赏藏在文末工人国际书店发生的一幕。一天结束，拉斯基和几位骨干像“投资银行的合伙人”一般，回顾《人民之声》小报的销售情况。

“西蒙斯先生——同志，总收入是多少？”
“九美元九十一美分。 ”
“卖了多久？”
“四小时。 ”
……
“最大捐款额？”
“六十美分。 ”
“最小？”
“四美分。 ”

像这样，呈现而不点评，让意义在事实中浮现。这种写法让狄迪恩与读者保持距离，赋予她的文字以“冷感” 。与此同时她又极“热” ，从不惮于在写作中袒露自我，高度忠实于自己的喜好和趣味。 1976年，在为《纽约时报》撰写的随笔《我为什么写作》中，狄迪恩写道， “Why I Write”三个词共享了一个音节，那便是“I”(我）。 “我写作，完全是为了弄明白我在想什么，我在注视什么，我看到了什么，以及它具有什么意义。我想要获得什么，我对什么感到恐惧。 ”在伯克利读书时，她意识到自己不擅长学院式的思考， “不是思想世界的合法居民” 。 “我的注意力总是在边缘，我能看见、尝到、摸到什么，比如黄油和灰狗巴士……我只知道我不是什么，我花了好几年才发现我是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