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京剧“样板戏”为什么难以复制和超越？红灯记|戏曲|国粹|京剧

关于“样板戏”的界定，社会认知里一直有“狭义范围”和“广义范围”之说。“狭义范围”是指1967年5、6月间，在北京参加革命现代戏会演的八大剧目：京剧《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交响音乐《沙家浜》。随后，这八出参演剧目被冠以“八大样板戏”的称谓。“广义范围”是在以上八大剧目的基础上，再加上文革后期创排的现代京剧《龙江颂》、《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平原作战》、《杜鹃山》、《磐石湾》等等，剧目总量大约在20多出。所以，业界现在所指的“样板戏”，基本上指的是广义范围内的红色剧目，之所以又统称“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主要是因为样板戏中无论是剧目数量，还是社会影响力，京剧剧目都是独占鳌头般的存在，并逐渐成为了“样板戏”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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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四十多年过去了，尽管有的“样板戏”继续大红大紫，有的则由于种种原因没有红起来，但作为一个艺术整体，一个鲜明的时代符号，“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以其鲜明的时代烙印、众多的领域创新、不可复制的艺术魅力，成为中华艺术瑰宝。可以这么说，现代京剧样板戏至今仍然是独孤求败的状态，就像一座里程碑立在那里，总是被模仿，却从未被超越。这又是为什么呢？且听笔者一一道来。
一、与“样板戏”的产生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生态不可复制。应该说，我们党向来重视文化领域建设，早在尚未夺取执政权的延安时期，文化艺术领域就曾是“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就曾有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至今仍然是文化艺术界的纲领文件。十年文革也是率先拿文化领域开刀，在那种高强度的政治生态下，“样板戏”本身就充当了文艺界破旧立新的标杆，主创人员更是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以凤凰涅槃般的精神境界去创造的“政治文化精品” 。有幸参与其中的主创人员和演员，在成为时代宠儿的同时，也身不由己地成为了“政治囚徒” 。音乐主创于会泳、李玉和的扮演者钱浩亮、舞剧洪常青的扮演者刘庆棠等人因戏而仕，先后走上了部级领导岗位，后随着政治风云先涨后跌；在舞台上光彩照人的“杨子荣”童祥苓，甚至因为他的姐姐童芷苓所谓的“海外关系问题”，边拍戏边接受批斗，每天还要负责为整个剧组刷锅洗碗，个中的辛酸苦楚，非一般人所能理解；成功塑造了郭建光这一艺术形象的谭元寿，在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倒台后，也曾被迫接受过10个月的“政治审查”，这种侮辱性极强的审查，想来也是强烈刺激伤害了谭先生，导致艺术家从此在心理上与“郭建光”进行了切割，任你千劝百诱，从此拒演《沙家浜》，罢唱“郭建光” 。
抛开产生“样板戏”的政治生态不谈，我们应该承认，千锤百炼的“样板戏”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其创排初衷就是一为题材创新，二为程式突破，其最大的成功，就是它的音乐把地道中国味的国粹艺术与现代西洋乐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气势恢宏，相得益彰，这是京剧传统伴奏的“三大件”（鼓板、京胡、月琴）所无法比拟的。另外，“样板戏”的艺术创新也是比比皆是。从《智取威虎山》第五场杨子荣幕后唱完导板后一出场的那段令人耳目一新的“骑马舞”，到《奇袭白虎团》和《杜鹃山》中大量有别于传统的全新京剧舞蹈设计，还有《杜鹃山》中的柯湘和《平原作战》中的赵永刚，他们那匠心独具的出场亮相方式，足够惊艳，令人回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