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木刻“少年”黄永玉李桦|黄永玉|巴金|故事|故居

错过北京的展览，我一直在期待它来上海，黄永玉曾说过：“人生在世，我是比较喜欢上海的。 ”上海，对于他的木刻而言，意义也非同一般。这些木刻来上海，是与往昔的时光、那么多的老朋友“重聚” ，是向他的那些师长们“汇报”……期待没有落空，今年11月下旬， “入木——黄永玉版画艺术展”在中华艺术宫开幕了。
隔了74年，上海又等来了他的木刻少年。
故事从木刻开始
一个年轻人教书攒机票钱，要到上海来，干什么呢？搞木刻。
1947年年初，黄永玉背着木刻刀、木刻板和一些书从厦门来到上海的。背包里的木刻，他后来拿到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给李桦、邵克萍、杨可扬看。杨可扬告诉李桦：“他把所有的木刻板都带到上海来了。 ”黄永玉的说法是：“除了它们，我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好带。 ”木刻，是他当时人生的中心内容。
当年黄永玉不过二十三四岁，俨然是经历过抗战的老木刻家了。 1946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十二位常务理事，黄永玉名列其中。
黄永玉自谦是个“不敢苟且，不敢懒惰”的劳动者，在上海衣食有忧的岁月里，他却是最活跃的木刻家之一。于是，天才、鬼才、大师，这样的帽子没少往黄永玉的头上飞，近年愈甚。记得他九十岁那一年来上海，这样的帽子也收获了一箩筐。终于，在离开上海时有一次不公开的小小爆发。大家送他上飞机，我和他走在前面，照例，他不喜欢别人扶他，我只是乖乖地静静地陪他走着。突然，他冒出一句：大师，什么大师，我不过运气好罢了！
他一字一句说得坚定，我一下愣住了，不知道该怎么接话，尽管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我敬佩他的态度。
归来已成“大师” ，归来已不是少年，媒体喜欢称他为“老顽童” ，固然，他幽默、快乐、不循规蹈矩，骨子里有一种“顽”性，可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一点也不“顽” ，比如为人、处世，看人生，看世界，忧郁，悲悯，感恩……认真、庄正、宏大着呢。即如《一个人在家里》，我读它，笑不出来，反而要落泪，虽然也许是“蜜泪” 。
画巴金故居要画个大的
2011年12月1日，巴金故居面向公众开放，黄先生莅临揭幕仪式。故居门厅里挂着他的巨幅画作《巴先生》，他说这是那一年他画得最好的画之一。当初，我怯生生地请李辉老师转请黄先生给故居开放画一个藏书票。
给巴先生的故居画画，怎么能画个这么大的……他一面说着一面用手比划着，一面笑呵呵地说：我要画个大的！巴金先生在他的心里，是海阔天空的那种“大”吧。他书里写过：“巴金一生，在道德、文化、情感上对祖国的奉献那么大，那么漫长，那么深厚，那么美，那么义薄云天！……”（《走读1》）他也不止一次对我说：坐在巴先生对面，有一种怕，不敢说话。巴先生是何等人物啊，他可以给每一位朋友提意见，每个朋友都会心悦诚服地接受。
故居开放仪式次日，刚上班，我接到消息，黄先生搬离我们安排的宾馆。他客气且认真地跟我说：活动已经结束，剩下是我自己的事情，不能再住你们的酒店。我无话可说，我深知湖南人的执拗，更何况他是黄永玉。
黄先生倒是提出一个要求，要去红房子吃西餐。坐下来，茶还没有倒上，故事来了，这回的故事有些“出人意表” ，他说红房子是巴金四川老家的一个老管家开的，当年，巴先生请他们吃西餐时，红房子老板是如何毕恭毕敬地接待他们。咦，这个故事，我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巴金的家人也没有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