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同为党争，为何在宋朝没有性命之忧而在明朝则是非生即死！

党争，是古代政治中的一个常见现象，历朝历代皆有不同程度的党争。它们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孔子有云：“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但历史告诉我们，党争并不是小人的“专利”，君子也会党争。在这一点上，宋代和明代给了我们两种截然不同的“示范”。
宋朝：“废法不废人”最能说明宋代党争的特点，要属“庆历新政”和“王安石变法”。
公元1043年，距离北宋开国已近90年，此时已经历过对辽化和西夏数次战争的北宋，国力消耗严重；而且国内也出现了饥民叛乱，可谓“内忧外患”。
此时，名臣范仲淹向当朝皇帝宋仁宗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针对当时制度上的种种弊端，提出改革措施。之后，仁宗据此颁布多条诏令，史称“庆历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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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身与名俱灭”【方孝孺@同为党争，为何在宋朝没有性命之忧而在明朝则是非生即死！】有明一代，“党争”可以说贯穿始终。
在明太祖朱元璋时期，“党争”的苗头已经显现。当时，随朱元璋打天下的人中，以淮西人居多，而朱元璋本身也是淮人，故明朝建立后，这批人大都封公列侯，身居高位。围绕其中的核心人物、韩国公李善长，形成了朝中的淮人官僚集团。
由于身兼功臣和皇帝同乡两重身份，在开国后，李善长任左丞相，位列朝中第一。在他之后，由其同乡胡惟庸继任为相。在他们先后掌权的十几年中，由于淮人集团的排挤，使得非淮人官员很难在朝中立足。如同为朱元璋亲信谋士的刘伯温，因其为浙东人，所以自入朝后就备受打压：刘伯温的才华和功劳在一干功臣中并不算差，但由于淮人官员从中作梗，在封功臣时其只被封为诚意伯，而淮人出身的李善长则被封为韩国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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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这两种不同局面的原因是什么这就要说到两朝的立国之本了。宋朝堪称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最幸福的朝代，宋太祖赵匡胤曾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的誓言并刻于碑上。因此，宋代对知识分子（士大夫）及其宽容，只要不是罪大恶极，并不会被施以刑罚。即便是与君主相争，往往也没有性命之虞，最多就是外方到地方，远离朝政。这点从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境遇上体现得最为典型。
而明朝就不同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民，对了于吏治的腐败有切身体会。立国后，更以严刑峻法整顿吏治，对官员要求极为严苛，稍有贪腐行径就会被处以极刑。而在对待大臣的问题上，他和自己的儿子明成祖朱棣又为后世做了很不好的示范：在处理胡惟庸、蓝玉两位功臣的案子上，受牵连被杀的官员达四万余人；朱棣在方孝孺一案上更是做出了“诛十族”的壮举，连方孝孺的门生、朋友都没有放过，前后共有八百多人被杀。由是，明代的党争几乎都以人身消灭为结局，失败者往往连性命都保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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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爱影参考文献：《明史》《宋史》文字由历史大学堂团队创作，配图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