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哲学是一条“贼船”，没有进步性，不断回到最初的问题上

“1991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算起来已经从事哲学训练整整28年了。在这28年里，我曾经遭遇过不少尴尬的时刻，比如在火车上，来自天南海北的陌生人开始试探着闲聊，每当问到我的职业和身份时，原本热闹的场景往往会瞬间变得尴尬，空气也随之凝固：‘哦，学哲学的。'”整整10年，周濂都以这样的方式，开讲西方哲学史——那是面对刚入学新生而设立的一门通识课。因《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等书，周濂被视为公共领域写作的代表作家，却少有人知道，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教师，他主讲的西方哲学史是中国人民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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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可面对生活压力，理论思维往往苍白。更何况，哲学又是那么虚无缥缈，每一代哲学家的最大工作似乎就是在推翻前人的工作。几千年过去了，哲学的基本问题依然没有答案。没有哲学，文明的发展就会失去方向，无数代人会被同一道门槛绊倒。历史本无宿命，可一旦智慧受限，我们就注定无法挣脱历史的周期律。如今周濂已不再教西方哲学史，曾经的“热门课”凝聚成《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理想国·上海三联书店），从课堂走上读者们的案头。“作为职业，哲学并不是性价比最高的职业，但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我相信哲学是值得我们用一辈子去实践的。”在序言中，周濂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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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青艺评：哲学是个很冷门的专业，您当年为何要学哲学？周濂：我高中时喜欢辩论，常说些绕弯、难懂的话，老师、同学听不懂，自己却觉得很有道理。在我成长的那个县城，当时文化资源很少，只有一家新华书店，上高中时买了两本书，一本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一本是马尔库塞的《爱欲与文明》。其实都没看完，但它们给我留下很好的印象。我从小喜欢写作，作文常被老师当成范文，那时最大的梦想是将来当编剧，或者当导演。上高二时，读《作文通讯》杂志，上面有一篇复旦大学哲学系学生写的文章，自称是“曲线救国”，他想今后去写作，所以学了哲学，因为哲学更有深度，对写作有帮助。这篇文章给我很大影响，我也想今后去写作，为什么不同样来个“曲线救国”呢？所以高考时，我也报了哲学系，没承想，上了“贼船”就下不来了。高考报志愿时，我父亲想让我学国际关系，说将来能当外交官，为此我们大吵一架，好在他没强迫我改。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我狂欢了一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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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濂：刚上大学时，我对文学还挺感兴趣，写了一些小说和诗，在院刊上也发表过。那时雄心勃勃，准备写一本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最终只写了1—2万字，就放弃了。那时迷恋先锋小说，特别喜欢余华、苏童、格非等。每次假期回家，需转道上海，路上要走一两天，只有绿皮火车可乘。在车上，我随身带着小说，一个凌晨，我读完了《麦田的守望者》，当时想：这样的小说，我也能写出来。可惜后来再没这种感觉了。至于说为何上了“贼船”就下不来了，因为高中时我对哲学了解太少，只读过弗洛伊德、马尔库塞的东西，可他们二人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进哲学系后，开始接受专业训练，口味改变了。再看小说，便觉得思想密度不够。小说中也有一些引人深思的话，但这样的话太少，看小说可以很快，常常是一目十行，因为找不到太多有营养的东西。相比之下，哲学书的思想密度就比较大了。上大学时，我在北大第二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读了尼采的《悲剧的诞生》，那时非常感动，便将书中几句话抄在课桌上，希望别的同学也能看到，也能产生共鸣。